破解罗斯高难题：让资源跟着孩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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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罗斯高难题：让资源跟着孩子走:很多人都曾被罗斯高教授的一则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视频给刷过屏，视频的标题是《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单看标题，就足以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在视频中，罗斯高教授所提及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户口占37%、38%左右，可是因为城里人生孩子少，只有24%，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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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 @8 c+ I. Y. [4 n/ L' d        很多人都曾被罗斯高教授的一则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视频给刷过屏，视频的标题是《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单看标题，就足以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在视频中，罗斯高教授所提及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户口占37%、38%左右，可是因为城里人生孩子少，只有24%，也就是不到1/4的孩子是城里的孩子。”换言之就是，有着高达3/4的孩子是农村孩子。当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孩子与高中无缘时，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的整体前景，而这又将直接影响中国产业能否顺利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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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负责人。从12岁起他就开始学习中文，学生时代还曾赴台湾地区交换学习过三年，因而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罗斯高，于198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他30多年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他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度过的，他在那里开展田野调查，通过第一手的数据，研究中国的农村教育。

$ w  U7 I; S3 a! }4 [        前述视频实际源自他的一次公开演讲，这次演讲又是基于他与中科院的张林秀教授率领的团队，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之所以上不了高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非常匮乏，教育投入不足，使得他们所受的教育非常糟糕。这令他们的认知能力，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城镇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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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Z6 y* F, C) E% y. u9 o: D; [        这样的教育水平决定了，这些孩子很难跟上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这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产业和其自身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在结构上表现为，一方面是低端劳动力过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技术和资本替代，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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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9 x* L0 b+ g9 Y, H9 C)已经排斥了很多低端就业，而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种替代性将会表现得愈发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经济体系又缺乏足够数量的产业技术工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其根源就在这里。为此，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罗斯高难题”。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罗斯高教授自己为这道“难题”给出的建议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以此提高农村孩子的教育质量。这一建议，对于那些很少有人出门打工，很少流动人口的农村地区，无疑是适用的，也是极为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情况，那就是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政府将相应的教育资源，投入到这些务工人员户籍所在的农村地区，那这些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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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9 _' R% N0 ?1 q7 P8 y0 l& b        在中国，很多城市一贯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各种行政（学校只接收户籍生或是提出极高的积分入学条件）、经济（提高学费和赞助费）的手段，来限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则势必让城市政府的上述行为合理化——国家既然已将相应资源，投入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户籍地，那么他们理应回去。结果势必会导致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形成更多的留守儿童。中国全国妇联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于2013年发布了题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推估，全中国有17岁及以下的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

  U& Z3 s: J" J( N) ~4 G7 |+ N- f        另外，在中国约有3000万与他们的父母一起呆在城镇的务工人员的子女，虽可与其父母正常共同生活，但其父母承受的经济压力，却是空前的。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白云区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却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有人就曾算过，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另据中国人社部发布的《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劳动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这于绝大多数务工人员而言，是无法承受之重。其负面效应体现在：一将势必制约这些务工者的生育意愿，二将对这些务工人员的消费，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当前鼓励生育的战略，还是扩大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而言，这无疑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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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破解“罗斯高难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向农村进行教育资源的投入（这固然必要），而应是让这些资源，跟着孩子走、跟着孩子的父母走、跟着市场需求走（哪里有用工需求，他们的父母就会往哪里走）。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基于降低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还是基于扫清鼓励生育、扩大国内大循环的后顾之忧而言，都应该要求和配合城市，不能限制这些孩子的流入。不仅要让农民工能在城市工作，也要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接受可承受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于城市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同样的教育水平，城市的人均成本要低得多。此外，相比于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相同的教育质量下，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孩子，也会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契合于城市需要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