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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华大基因在深交所敲钟上市，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两年前，梅永红南下深圳，履职华大基因。 消息一出便引发关注。在旁人看来，一名在国家部委工作23年，42岁便成为省部级后备，又有地方主政经验的青年干部，没有理由离开。 他沉默两年。 今日，梅永红打破沉默。 他说，他用十年时间，才变成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官员。地方任职五年，他开始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 他奉行他的理想主义，用这种方式与这个世界交往，试图改变，时感挫败，又不愿苟且。褪去官服，他选择归零，重新上路。
从梅市长到梅叔 8月10日上午十点，深圳华大基因总部，梅永红来得比平常晚一些。他背着电脑包从车上下来，身穿印有华大基因LOGO的藏蓝色T恤，准备爬楼。他的工位在八楼。 当天凌晨一点半，他刚从昆明飞回深圳。梅永红的助理宋峰峰说，梅叔最近瘦了十多斤。 2015年9月12日，梅永红入职华大基因。同事对他的称呼不一，梅司长、梅市长、梅主任、梅老师，华大基因的员工平均年龄在27岁左右，大家商量了一下，称呼“梅叔”。 宋峰峰第一次做高层秘书，有些忐忑，向梅叔汇报工作时，梅叔有时会沉默，不批评，也不生气，“摸不透。”这种沉默让宋峰峰更加不安，他形容梅永红的这种气质为“不怒自威”。 梅永红入职第二天便飞往新疆，他急于做事，短短两年内动作频频。 2016年3月底，华大基因旗下的华大农业集团成立，梅永红出任华大农业董事长。华大农业依托基因技术，全面推进现代农业；10月，梅永红执掌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基因库开库，成为继美国的NCBI，日本DDBJ和欧洲EBI之后全球第四个建成的国家级基因库，也是目前为止世界最大的基因库。 梅永红一个月有一半时间在外出差，每天工作不低于10个小时。他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工位在一个靠窗的角落，桌上码着几本书，一些文件。与其他领导的工位相比，梅永红的工位更为整齐，这是他体制内工作留下的习惯。 有时他会在旁边的小白圆桌上接待客人——这是他最舒服的工作状态。 1999年，为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1%部分），汪建创建华大基因，使中国成为继美、英、日、德、法后第6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 2003年抗击非典中，华大基因第一时间破译了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成功研发并向政府捐赠价值逾20亿元30万份诊断试剂盒。 因此历史，谈到目前自己的身份，梅永红更愿意认可“企业管理者”，而非“商人”。 梅永红在多次演讲中谈到一个人——华大基因灵魂人物汪建。 华大基因上市后连续19个涨停，汪建的身价每天以亿为单位上涨，却被称为“最穷的富人”，他在深圳没有车，也不买房，出差只坐经济舱，带两条速干裤，从不用行李箱。 他还给自己做一块“墓碑”，上面刻着“1954—2074”，给大伙讲他要活到120岁的事。 汪建在华大基因上市演讲中承诺，他个人在五年内不减持，并主动提出“想给自己升个官儿”——在深圳残联副主席的职位前加上“常务”二字，目的是“把新增基因性残疾减少、清零；把残联搞小、搞没；升官再把这个官搞没。” 梅永红说，他喜欢与纯粹的人打交道，与汪建为伍很大程度源于此。 很多人问梅永红，离开体制后悔了吗？他说，“我选择离开体制，不是意气用事，更不是心灰意冷。我非常清楚为什么来华大，来华大做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成就新梦想的平台，追求的事业能让我感到满足，我不后悔。” 他坦言，企业的工作压力比做市长时要大。“企业要生存下去，每天睁眼你都必须面对生存压力，保证这么多人活下去，还要满足客户需求。”梅永红说，管理城市的规则已成型，市长只要遵从规则就可以，手里有很多资源，可以发号施令，但是企业手里可调配的资源非常有限。 “很多事情不是你发号施令，是你要身体力行。” 梅永红说。 华大技术需要落地，与地方对接进行试验示范，有时需要求人，梅永红有过纠结，他提醒自己，“你的身份改变了，你要承认这个事实。” 公民意识 在华大基因关于梅永红履职华大的公告中，汪建对梅永红在部委长期工作积累的科技管理经验、战略运筹等综合能力十分看好。 梅永红时常会想，如果继续留在部委，今天可能不会和华大站在一起。 幼年梅永红生长于湖北黄梅，18岁离家，赴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读书。同窗杨祖荣对梅永红大学时期的拮据印象深刻。 他回忆道，武汉的冬季阴冷，很多学生衬衫外都套上毛衣，梅永红没有毛衣，衬衫套衬衫，套了好几层。 那是个“大家都穷，富也富不到哪去”的年代。梅永红担任学校《华农青年》的主编，喜欢卖弄文笔，写点风花雪月的东西，文笔颇受学生喜欢。 “那个时候傻傻的，谈不上积累，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排遣。”梅永红谈起20岁的自己，嘴角泛起笑意，一如往时的少年。 1987年，农业部从九十多名同系学生中，选中了梅永红。同年，梅永红从华农毕业，进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任技术员，开始23年的部委生涯。 1995年，梅永红调任国家科委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一处副处长，两年后，转任国家科委办公厅调研室。此时，32岁的梅永红工作十年，已是一名年轻的正处级干部。 在这一年，梅永红开始写大文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战略政策。他说，参加工作十年，他才变成一个社会人，变成一个真正有公民意识的官员。 梅永红想唤醒更多的人。他用十五年时间，鼓吹自主创新，呼吁人们对自主品牌予以关注。 他对数字敏感，擅长举例，习惯反问，讲话的气势很足，这让他的理念听上去更有说服力。 “一个人起初并不是理想主义者，当你的知识和眼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会发现你在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活。”这是他工作的第一个十年。 在中国知网检索到40篇梅永红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文章，八成涉及科技、自主创新、体制改革等话题。 梅永红在任国家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时，公开发表《关注“吉利现象”》，文中颇为犀利地指出，从官员到普通百姓，都以坐外国车为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自卑的反映；对自己的品牌不珍惜，不愿付出努力，倚靠在别人躯体混日子，说到底是寄生虫。 今日说起这段历史，梅永红依然忧愤难平，手指狠狠地点着桌面，“我们为什么要把奥迪变成省部级官员的标配，为什么要把日本的考斯特变成政府公务用车的标配？” 他协调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品牌，负责采购的同志告诉他，“只要自主品牌比外国人的车好，我就买。” “从北美到西欧，任何一个能造车的国家，有哪个国家主体的公务用车是国外品牌？”他干脆自己花12万买了辆奇瑞车。 有人评价梅永红的做法很“书生气”，还有点愤青的味道。他不予理会。 “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提升不仅是科学家的事情，企业的事情，一定是全体国民的事情。每个国家的进步不可能没有代价，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代价应该由谁来承担？”他这样说。 2006年起，梅永红升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副司长、司长，“你要研究和制定政策，要去推动体制改革，有点顶层 设计的味道。”梅永红开始从更宏观的层面了解这个国家。 第二年，梅永红成为省部级后备干部。40岁做到一个大部委的司长，在国家部委里并不多见。梅永红离京赴鲁西南时，已经担任四年半的司长。 那时，他还不曾想过，几年后主政一方，作为政策执行者的自己，回头看当初制定的政策，会生出新的认知。 “宰相起于州府” 去年五月，梅永红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上面覆着绿叶，下面是黄灿灿的杏子，那是山东济宁的一个开荒农民王德红自己产的。王德红费了一番功夫，在网上找到华大的地址，拿捏不准，还是寄了过去。 梅永红很感动。他的微信昵称仍是“微山湖”，时常想念那里的万亩荷田。 时间倒退7年，他对济宁的认知还停留在网上检索的几个关键词。济宁的老百姓也不曾预料，这座鲁西南的小城，将要空降中央下派的一名大员。 《人民日报》记载，2010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举办中央和国家机关到省区市交流任职干部培训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中青年干部双向交流任职，全部采取正式任职的方式。 参加交流任职的66名干部分别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平均年龄46.5岁。梅永红便是其中之一。 任职确定之后，梅永红查了一些资料，了解到这个城市是孔孟之乡，煤炭产业比重比较大，“当真正深入进去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直观了。”
“一个区位优势非常明显，文化和自然资源都非常丰富，交通也非常发达的地方，以挖煤为主，显然难以为继。”梅永红说，济宁的产业结构一定要改。 2013年，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刊载了时任济宁市长梅永红发表的一篇文章，《资源型城市转型要在科技创新上做文章》，该文一改梅永红大开大合的风格，措辞颇为严谨，“矿竭城衰”四个字立于文首，行文缓而重。
那年7月，美国惠普软件投资20亿美元的惠普人力资源与产业基地项目落户济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外资项目单体最大的高端外资项目。 该项目在济宁引发“惠普效应”，中兴通讯、大唐电信、美国甲骨文先后落户济宁，15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向济宁靠拢。 不断丰富的经历开始修正他之前的认知。他深切理解“宰相起于州府”蕴含的道理。 梅永红后来反思，之前做顶层设计的时候，有过不接地气。政策好坏，不在条文本身，而在能否执行。很多需要执行落地的政策，总是悬空，这个悬空是政策制定考虑太理想，实际却因地域文化差异，难以执行。 （此节《济宁消息》删减了部分内容） “做事比做官重要” 2014年国庆假期，梅永红拎着几个包裹，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一个人坐火车回黄梅老家，路过大别山，远处青山隐隐。这一年，梅永红琐事缠身。 他到武汉时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家。杨祖荣说，梅永红是他见过最不像领导的领导。 “梅永红给自己定了条铁律，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杨祖荣说。 济宁农民王德红回忆，连续两年春天，梅市长带着小女儿来山上种树，没有别人跟着，有时在市里见他开着一辆旧奇瑞车，“从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官。” 梅永红说，他从未把做大官当做自己的人生追求。他试图扭转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利用职权让他们（家人）有更好更体面的工作，我确实没有，这使他们很长一段时间对我有怨言。” 他说，即便在部委工作23年，对官场的认知尚非常有限。 地方工作五年，梅永红第一次想要离开。梅永红在部委工作23年，36岁担任科技部办公室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41岁担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体改司司长，他希望回到业务口，“之前在农业部科技部，一直做业务工作，我觉得业务口更适合我。”
另一方面，梅永红希望做事时有更多的主动性，而非被动地接受支配。 梅永红曾与汪建长谈多次。辞官前半年，他决定离开体制，“我在体制内一路走到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专业的事，做自己更能掌控的事。” 曾经有人解读梅永红的离职与收入偏低有关。梅永红回应，离职并非由于体制内待遇低，谈市长月薪七千的话题，只是让人们认识问题及背后的制度原因。 “我不赞成高薪养廉，但一个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上有老下有小，权力那么大，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四五千，你认为这是合理的收入水平吗？”梅永红解释。 有些人谋官跑官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他谋的不是做事的平台，他谋的是有更高的收入，有更大的权力，住更大的房子，坐更高级的轿车，老了以后能住更高级的病房。”梅永红说，“合理的追求利益是正常的，但是通过权力来获取，这就是问题。” 很多人觉得梅永红辞官可惜。他一直倡导一个观点，做官仅仅是一种职业，不应被赋予更多意义。 “做官就是高人一等？一个企业哪怕再大，不如一个芝麻官，好像做官天然的为公，企业就是为自己。”梅永红不以为然。 “当这些企业创造社会财富，解决就业，大量给国家贡献税收，来增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纠结于它的身份呢？”梅永红说，同样是做事，人们不应用是否在体制内作为评判一个人做事的初衷，也不应用企业性质评判一个企业做事的价值取向。 （此节《济宁消息》删减了部分内容） 回归 辞官后，梅永红南下深圳。第二年，华大农业集团成立，梅永红出任董事长。目前，华大农业尚处布局阶段。 他用三十年兜了个圈子，回到原点。 梅永红说，他的骨子里依然是农民，他对农业的思考从未停止。 他的老家在长江中下游，稻田在低洼地，进去以后水没到大腿根，梅永红不到10岁就在这样的稻田里插秧。 当时，梅永红的个子比粪桶稍微高一点，从家里的厕所挑粪往田里撒，粪桶磕在石头上，溅了他一身污物，稼穑农桑在他看来“不浪漫。” 即便辛苦，他依然吃不饱，夏天一定要吃一顿粥，秋冬一天两顿饭。 “大学毕业之前，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跳农门，希望摆脱农业，希望不再做农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吃得饱，穿得体面是他的梦想。 直到他身居庙堂，主政一方，他才从更高的眼光看待他经历的一切。 梅永红提到任市长时的收获，反复谈到国民性，他说国民性有两面，一面狭隘，一面朴实。 2011年年底，微山湖当时作为南水北调东线的一个输水渠道，为保水质安全，政府要求对湖里的网围养鱼做清理。 梅永红说，他们一百个不愿意，最后都服从大局，把网线扯掉了。有的农民一边扯，一边哭，祖辈“靠湖吃湖”的生计要断了，政府给的补偿远远不够。 “每次想到这个，你就觉得为他们做多少事都是值得的。”他很感慨。 他说，“农民是个特殊的群体。在过去70年，农民一直是牺牲者。我小时候，家里有地，也有劳力，为什么吃不饱？因为生产的粮食棉花首先要交给国家，即使自己吃不饱，穿不暖也要完成上缴任务。前30年，我们通过农业赋税、工农产品剪刀差，让农民交得多收获少，完成中国的工业积累。我们今天谈国有资产，其实我认为最大的股东就是农民。” “最大的股东”并未获得匹配的收益。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那些制定政策的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农业中去吗？我相信百分之百不愿意。” “过去依赖不断的投入，我们在短短几十年解决温饱问题，但是今天农业面临的问题，解决难度比三十年前还要大。”梅永红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何让农业实现持续繁荣，如何让农民通过农业获得更多收益，如何让农业为全社会提供更安全的产品。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破题。 梅永红说，农业结构的转换，要看要素结构。结构只有土地和农民，永远是传统行业。要素结构里有技术、有人才、有现代的管理方式，它即被赋予了现代产业色彩。 他尝试依托华大基因的科研和数据资源，从育种开始，使农业变得可控，越来越精细，通过不断的试验示范推广，改变一个区域的农业生态，让中国的农民不再靠天收。 梅永红说，三十年，他扎扎实实走到现在，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因为他不想让后来者，走他曾经走过的路。 （ID:济宁消息） （摘自网易《知道》，《济宁消息》对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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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7-8-24 15: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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