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风”、“浮夸风”到“高指标、高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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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刚过完春节，田家英、逢先知、李学谦、骆文惠和我 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田家英当组长，我担任临时支部的支_部书纪。同去的骆文惠是来自四川重庆的一个姑娘，她是二科的科员。李学谦是三科的科员，来自河南，也是一个女同志。我们一行来到了四川省新繁县的大丰人民公社。

我们下去以后，就分散到不同的中队去。田家英去了一中队，但因为他经常要去省里和其他地方开会，所以他住在公社，也没有多少时间下地。逢先知是他的秘书，跟他一起，天天东跑西跑的。骆文惠去了另一个中队，她干农活比我行，但她毕竟是个女同志，一个人搞实验田有困雏。李学谦又在一个中队，她倒是也搞了块实验田，但规模没有到一亩。

我小时候在农村呆过，我姥姥是个贫农，那时我常帮着姥姥在田里干些农活。虽然那时我还小，但也知道一亩小麦能打一百多斤，顶多两百斤就很不错了。现在，毛_zhu_xi要我们来实地做调查，我是很高兴的，我心里也很想搞清楚，在一亩地里究竟能生产出多少粮食来。尽管在农田里劳动是很辛苦的，尤其是种水稻，两条腿泡得黑乎乎的，时常还会有蚂蝗爬在你腿上吸血。

我种的试验田是在新繁县崇义乡大丰公社第四中队的第六小队。听说我们是zhong央派下来的，当地的干部都很积极配合。我说要一块最好的田来种水稻，他们就绐了我一块最好的稻田。说是一亩，我不放心，就自己去丈量，宥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差一点就是一亩。另外，我还划了一块麦田，也差不多是一亩。我交代说，这都是我的田，别人谁也不能碰的。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对水稻不懂，尽管小时候也在地里劳动过，可真正对农活却还是一窍不通的。于是我就从耕田开始学起，农民教我怎么套牛、牵牛、架犁、扶犁。一开始我觉得这挺容易的，比我写文章找材料容易多了。可实际一干，就出了洋相。那农田下面的土层其实是不平的，不同地方泥土的硬度也不一样，因而是有深有浅的。所以扶犁的时候是有讲究的，碰到硬一点的地方，要把犁尾压一压，把犁尖翘起来一点，或者把整个犁往上抬一下，就能过去，否则就拉不动。可我开始并不知道，看到前面的牛停下来不走了，还以为是牛偷懒，我挥动鞭子就往它身上甩，想吓唬它，让它快走。那牛被吓了之后，就一个使劲往前冲，一下把犁都弄断了。前面我嘴里还哼着小调，一付很得意的样子，忽的就叭嗒一下摔到在田里，弄了个嘴啃泥。田边上看着的小孩就叫啊、笑啊，弄得我非常狼狈。边上的老农看见了就赶紧上来把我拉起来，看我全身都是泥，赶紧带我去附近河里洗了洗。再回来一看，犁也坏了。那犁可是农民的宝贝，当时这样一副犁要四十多块钱。我忙说由我来赔，当时我的工资也就一百来块，这差不多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是一位公社来的干部说，上级有规定，你们干部下来劳动，损坏的农具都由公社负责来赔。我现在想起这事来还是觉得挺内疚的。

换了一付犁，我想再给牛套上继续去犁田。可那牛是会记仇的，它死活也不让我套了。这时老农民对我说：你要拍拍它的马屁才行。我问，怎么拍牛的马屁呢？他就教我，你去弄点它喜欢吃的嫩草来喂它，喂的时候要让它看见是你喂的。你一边喂还要一边向它作检讨，说牛啊，对不起，我让你受惊了。我照着样做了，果然有效。没多少时间，那牛又听我使唤了。不过，打那以后，队里干部就不怎么让我犁了，怕我再弄出事情来。

耕完田还要播几天，让太阳晒一晒，然后再用耙来把整块田粑平整了，这样放上水以后，泥块在水里就变得细腻松软了，这时才可以在田里插上秧苗。

那时的报纸上整天都在宣傅要密植，说只有密植才会髙产。而且（四川）省里还规定，要用什么“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的方法进行密植，也就是把秧苗插得越密越好。可当我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时候，农民却对我说，老戚啊，你要信了报上说的那套，那你的试验田就打不出多少粮食来了。农民讲，他们听了那些宣传是已经吃过亏的。“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秧苗对着秧苗，密得不得了，可等秧苗长起来的时候就倒伏了。农民讲种地的学问，可能是讲不过教授、学者的，但是讲实际知识，讲通风，讲稻苗授粉与蜜蜂的关系、与风力的关系，土壤深耕与密植的关系，土壤肥力和收成的关系，这些因素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的作用，那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说不能硬性规定行距间距，你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的。我觉得，这就跟毛_zhu_xi常讲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是一个意思了。我就说：听你们的，你们平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后来关于这个密植的问题，我还按照农民跟我讲的意见，把各种情况作了汇总，给zhong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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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4月29日毛 zhu xi给全国各级干部的一封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_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伟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4月29日《dang內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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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少奇这个人的历史来看，他一直是忽左忽右，在左、右之间摇摆不定。

解放初期，他对合作化所持的消极反对的态度，和提出所谓“确立新民_主主_义秩序”的观点，都被毛_zhu_xi枇评为右倾思想，并且是妨碍社_会主_义事业发展的。

可是，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刘少奇却又表现得非常起劲。这可能与他即将就任国_家_主_席有关系，新官上任，总要做点成绩出来。他一下子从右倾跳到了极左。你去看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他在大跃进期间到各地的讲话，好些话简直就是在说胡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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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的下半年开始，毛_zhu_xi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处理“炮轰金门”这件事上面去了。所以刘少奇那时实际上已经是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了，因为他即将就任国_家zhu_xi，所以跟着他后面的人，上上下下都有一大堆。

在那个时候，刘少奇讲了很多过头话，例如，“大踏步地提前进入供_产主_义”就是刘少奇的原话，由于他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这些话到了下面，就成了刮“供_产风”的源头了。

刘少奇还异想天开地提出了什么“男女分营”，要把一个个好好的家庭都拆散，夫妻俩只有在星期六才能住在一起，其他时间都要分开住。好些地方都已经按照他说的去实施了，可这样一来，就弄得怨声载道，严重地影响了群众对供_产主_义的信念，也极大地削弱了群众对d ang的信任。家庭是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不要家庭了，这种东西谁会拥护？事实上，这连他自己都不会真正拥护的。

陈秉忱告诉我，毛_zhu_xi对刘少奇的这个主张是很反感的，说他自己和王光美就分不开。根据刘少奇说的，在中楠海里一度也酝酿起了要取消家庭。说中楠海有很多大屋子，男的可以住在这里，女的住到那里。这样一来，搞得我们也都是人心惶惶的，整天担心着自己的小屋会不会给收回去啊。如果收回去了，那私人东西放在那儿啊。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那可能大家还不会太在意，可那是刘少奇的讲话，你能不把它当回事？

陈伯达那个时候也跟在刘少奇的后面，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取消货币和商品，还说通过“穷过渡”也能进入供_产主_义。他的文章一出来，就马上受到了毛_zhu_xi的批评。取消货币、商品，那你公社就可以共大队的产，大队共小队的产，穷队共富队的产了。这就是所谓的“一平二调”。后来毛_zhu_xi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把它比作是“青抢红偷”的“青红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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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供产风”，而是“浮夸风”。

“浮夸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放粮食髙产的“卫星”。而那些所谓“高产田”、“亩产万斤”的消息都是在《人民日报》上首先刊登出来的。

邓拓当年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而DXP则是dang内分工主管《人民日报》的。当时，刘少奇是怎么讲的，DXP是怎么讲的，而毛_zhu_xi又是怎么讲的，当年的《人民日报》和许多其他报纸都登出来的。刘少奇的讲话当时还印成了书，在全国发行。

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已经达到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贴。这种话当时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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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到下面去视察，说他现在不是担心粮食少了怎么办，而是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没有地方放了。人家报亩产已经达到上万斤了。刘少奇还问人家，能不能比一万斤再多一贴。这种话当时都是刊登在报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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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农业的副_总里谭震林也浮夸得厉害。还有几个大区的书_记头脑也都是比较热的。河南，山东和安徽这三个省都在相互“别苗头”。你报亩产几千斤，我就一定要超过你，要上万斤。你搞了上万斤，我要不搞上万斤，那不就是我不行了吗？那我就要报得更高。这到后来就迎一贴常识都不讲了。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你就连麦秆一起称，也没有那么多的。

当时东北地区还是比较稳的，没有怎么瞎报产量。1958年9月DXP去东北视察，当地的领导汇报第二年的粮食产量计划增产20-30%，DXP就批评说：别人都是好几倍的增产，你们才20%，简直就像是乌龟爬。把当地的领导骂得灰头土脸的。他这话就登在1958年10月的《人民日报》上。

DXP那次去东北视察，是带着田家英一起去的。田家英在大兴安岭时被一个不知什么的虫给咬了，手臂肿的很厉害。田家英回来跟我说，DXP下令，让医院一定要给他治好。田家英为了这事非常感激DXP。不过田家英也说，DXP虽然是生在农村，但他家里是大地主出身，他从来就没种过地，农业上的事他根本就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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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戚本禹）知道的一些情况，当时各个地方也有不少人是反对搞浮夸的，可他们却都被认为是思想保守而受到批判，有些甚至受到处分。最典型的像安徽的省维书_记曾希圣，他不但搞浮夸搞得厉害，而且他底下的人都不能反对他，谁反对他，他就说人家是右倾，反dang，就把人家打下去。换了一批人上来，还是反对他，他就再把人家打下去。这样几次一打，还有谁敢再反对他。

毛_zhu_xi开始对曾希圣还挺相信的。山东的舒同搞浮夸出了问题，zhu_xi就让曾希圣去把山东也管起来。可后来一了解，曾希圣的浮夸比舒同还厉窖，就叫他不要再管了。下面对曾希圣的意见也反映到zhong央来了。

刘少奇说，这个人曾经对革_命有过特殊贡献的。除了毛_zhu_xi，谁对他有办法？河南的吴芝圃吹牛也吹得很厉窖，他也整了很多反对他吹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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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风”所引起的粮食生产的“高指标”，直接导致了1958年秋季粮食征购时的“髙征购”政策的推行。你报了一亩地能打两千金粮食，那征购50%、就是一千斤。结果你实际上连一千斤都达不到，那征购以后，农民就颗粒不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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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_zhu_xi根本就不相信报上的“卫星”：亩产万斤粮

林克在大跃进时期，一直跟着毛_zhu_xi到各地视察，他对这一时期zhu_xi的情况很了解。那次他随zhu_xi一起从天津参观回来，我看到报纸上登出来的那张小孩子站在麦穂上的照片，就去问林克，报纸上所说的事情，他到底实际看到过没有。他说他没有看到，但他说他能想象把那些麦穂堆在一起，是很匝实的，小孩子站上去，坐上去都是可以的。但那并不是自然生长的，是人为地堆出来的。我问林克那是不是真有万斤粮呢。报纸上说，zhu_xi在天津问了：真一万斤吗？真这么多，吃也吃不完，怎么办？林克告诉我，zhu_xi这样说，就是不信这个万斤粮，怀疑万斤粮的。zhu_xi说了这些话之后，就叫林克他们去把这个亩产万斤粮的事给弄清楚。林克他们下去一了解，原来那是种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的时候，半夜里把好几亩田里的小麦、稻子都挖出来，把它们都集中到一亩田里，然后浇上水，让它们继续长。林克说，这样一搞，称出来的结果真有一亩地几千斤的，但是一万斤是没有达到的。他把了解到的情况照实都告诉了zhu_xi，zhu_xi笑了笑说：原来是这样的。林克还告诉我，当时zhu_xi特别关照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千万不要跟着去瞎说。

毛_zhu_xi不相信亩产万斤粮，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却一个比一个高。四川省维书纪李井泉，在他的报告中就说，四川省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上万斤，平均是亩产两千多斤。为了搞溃楚到底能打多少粮食。1959年初，zhu_xi就命令田家英带着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农村种试验田去。

田家英向我们传达了zhu_xi的指示，他说，zhu_xi讲，岸英当年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去向农民学习，拜农民为师。你们也要亲自下去，要跟农民一起劳动，拜农民为师。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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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农民又告诉我，要想增产，就得到城里去拉人粪。对庄稼来说，人粪是最好的。他们还说，我们去拉，人家不会给我们。你是从zh0ng yang来的，你到城里去拉，哪里都会给的。人粪不值钱，但拉回来就是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