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 黄文炜 程毅】“日本平均工资原地踏步30年”,经合组织(OECD)近日发布的数据令媒体纷纷哀叹“日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而日本工薪族似乎已经习惯工资不涨、物价不增的生活,忘记了经济高速成长年代涨工资曾经是必然的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提出的“令和版收入倍增计划”,也没有被列入自民党众议院选举的政策主张,有议员质疑它只是用来迷惑选民的“海市蜃楼”。“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日本还有几个十年可以失去? “稳定”是被动承受的结果 今年10月,日本国税厅发布一年一度的《民间收入实态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33万日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较2019年的436.4万日元减少0.8%。几乎同一时间,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平均工资为38514美元,在OECD35个主要成员国中排第22位。近30年里,日本平均工资仅增长了4.4%,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美国平均工资增长47.7%,英国增长44.2%,超过日本的十倍。此前,日本工资金额在2015年被邻国韩国超越。 日本《东洋经济》杂志还分析了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公布的最新“巨无霸指数”,日本一个巨无霸售价390日元,相当于3.55美元,而美国的售价是5.65美元,英国的售价是4.5美元,韩国的售价是4.0美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各国巨无霸售价与日本的差距,基本跟各国上班族的平均年收入同日本的差距持平。这说明日本上班族的工资不涨,物价也不涨,总的来说就是两个字——“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体现国家经济规模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与1990年的数据对比后发现,近30年里,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名义GDP增长到原先的3.5倍,第二位的中国增长到原先的37倍,而第三位的日本名义GDP仅为原先的1.5倍。就连第四位的德国,名义GDP也增长到原先的2.3倍。日本经济增长的缓慢程度尤为明显。从人均GDP来看,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日本在七国集团(G7)中也仅排名第六位,比较靠后。 事实上,日本的这种“稳定”并不是主动争取的,而是被动承受的结果。“工资30年不涨”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共识。 之所以会有“工资30年不涨”的说法,是因为2020年的工薪族平均年收入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1950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薪为12.8万日元,是前一年的108.1%。从那时起,尽管经济增速起伏不定,但日本工薪族的年收入却稳步上升,1971年达到100万日元,1975年达到200万日元,1981年达到300万日元,1989年达到400万日元。 但一切都在1993年陷入停滞,1998年不良债权问题又全面爆发,给日本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从那时起,日本企业不给员工加薪变得司空见惯。1998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自二战以来首次呈现下降趋势,是上一年的99.4%。 到2012年,日本企业员工的平均年收入已经下降到408万日元,与1989年持平。 近年来,公司员工的年收入有略微上升的迹象。然而,去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又导致经济衰退,日本的经济复苏较为缓慢,有些民众担心收入下降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收入没有增加,又导致消费无法提升,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看看OECD列出的世界各国的零售额增长情况,2020年,挪威的年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同比增长8.34%。而日本比前一年下降3.26%,在七国集团中排名第六。工资不涨,消费不增,物价不涨,日本正处在一个“不加薪也不买东西”的循环中,“失去的30年”或许会变成“失去的40年或50年”。 最近这两年,面对新冠疫情的挑战,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现象愈发严重。但是面对贫弱者,却出现一种“自己的责任,自作自受”的舆论。比如,“一个人之所以无家可归成为流浪汉,是因为他没有努力”“非正式员工很容易被解雇,也得不到奖金,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地成为正式员工”“选择家里蹲的人,因为本身不努力”等等,总之,日本社会开始变得不那么宽容,一种“生活不如意都是自己的责任”的论调开始流行。 30多岁的工薪族小川对记者说:“我结婚五年,小孩现在三岁,去年刚买了房子,由于我的工资只是日本平均水平,养家糊口有点难,不得不让妻子也出去工作,白天只能把孩子送到保育园。作为一家之主我很惭愧,没能在经济上撑起一个家。” 企业不解雇也不想涨薪 综合日本媒体的分析来看,“工资30年不涨”的原因之一,在于日本企业不信任银行,主要靠“节流”稳固财务。日本宏观经济学专家、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的小林庆一郎教授分析称,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就连日本企业笃信绝对不会倒闭的大型金融机构都相继破产,国家对不良债权问题的处理直到2005年才算告一段落,成长率低的企业因为看不到未来,所以不愿意给员工涨工资,大多数日本企业也觉得银行不可靠,只能靠节省人工成本来稳固财务基础,其结果是企业管理趋于稳定,破产数量大幅减少。 此外,小泉政权下的体制改革,大大增加了日本非正式员工的数量,扩大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也有分析认为,日本上班族平均年收入不涨,是受非正式员工的“拖累”,只要做了正式员工,便不用担心收入问题。事实真是如此吗? 2019年,时任经团联会长的中西宏明发表了“调整终身雇佣制”的言论,把真相赤裸裸地展示给了众人。他认为如今的日本企业不够强大,即将无法维持终身雇佣,也无法为员工的未来负责。2021年10月,三得利控股社长新浪刚史也提出“45岁退休制”的言论,引发众怒,但也暴露出日本企业的“真实面目”——快要撑不住了。 近年来,日本经团联也在积极呼吁上班族发展副业和兼职,一直很重视员工忠诚度的日本老牌企业也纷纷响应。表面上的说法是提高员工的社会参与度,提高工作满意度,背后原因则是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已经到了崩溃的界限。“企业已经无法保障你们的收入,不如你们去外面赚钱吧”——这才是日本企业的真实想法。 在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野口悠纪雄看来,“安倍经济学”在提高日本企业员工收入方面发挥了副作用。在“安倍经济学”开始前的2010年,巨无霸在日本的售价相当于3.91美元,高出当时美国的3.71美元和英国的3.63美元,当然也高过韩国的3.03美元,而现在日本的工资与物价同时下跌,所以野口认为,日本人其实是在“安倍经济学”实行期间急速转贫的。 《东洋经济》分析称,“安倍经济学”的日元贬值政策使日本企业能够持续获利而不必改革其公司结构,是工资没有上涨的原因之一。此外,由于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70%的中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低于其他国家,无法产生高附加值,而且浪费了很多时间从事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形成无利可图的局面。而且中小企业被大公司剥夺了价格决定权,也无法向员工支付高薪。 最近几年,由于日本劳动力短缺,导致工作量增加,所以上班族们感觉干得更多了,却赚得更少了,难免感到不平甚至不满。日本综合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所长石川智久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工薪族在关注他国工资上涨的问题时,也不能忽略失业人数的激增,这是最为关键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近年来工资呈现上涨趋势,但失业率也在直线上升,员工很容易被解雇。韩国也在 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资,这导致失业人数激增。日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以不加薪的形式来维持雇佣,不会轻易给员工加薪,但也绝对不会解雇。”不辞退也不解雇,导致日本企业的人才流动性小,所以只能降低工资水准,维持着一种“安定雇佣”的状态。 在日本,企业工资还与工龄直接挂钩,随着年龄增大,工资逐渐增多,而不管员工的能力和做出的贡献如何。企业解雇员工往往也不容易,因为以能力差解雇员工而被告到法律机关,企业大多会败诉。其实,日本的工资体系缺乏灵活性。在成果与收入挂钩问题上,业绩好的时候加了工资,但是如果之后业绩都不好,也很难再下调工资了。这样也会影响其他人的工资。 到手的钱实际上变少了 “工资30年不涨”实际上早已引起日本民众的不满。日本NHK电视台网站不久前采访了多位日本上班族,他们均就此表达了无奈。一名50多岁的中学教师对记者表示,“在过去30年,完全没有感觉到工资上涨,反而是保险费、交通费涨幅巨大。” 还有一名40多岁的出版社编辑失望地表示,“工作量在增加,但始终没看到工资在增加。”此外,在日本社交网络上,也有不少网友吐槽日本虽是发达国家,但工资水平显然无法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提并论。 在日本,一种普遍情况是,名义上的工资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到手的钱减少了,这是因为各种社会保险的金额增加了。比如,假设某人月工资36万日元,但是到手的只有27万-29万日元,即使年收入1000万日元,到手只有600万-700万日元。这十几年,日本的税金和保险费用在不断提高。 据日本总务省的调查,2020年一个家庭月平均社会保险费支出金额为57223日元,这一数字在2006年仅为42221日元,14年就增加了15000日元。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日本内阁办公室从家庭调查中整理出来的数据,45岁-54岁的人群缴纳税金和社会保险费最多,占实际收入的20%左右。 日本的社会保险费主要包括公共养老金保险费、健康保险和护理保险费。虽然这是不得不支付的费用,是为了应对将来的养老金或健康问题所需,但每月6万日元的费用对工薪族来说是相当大的负担。 尽管日本企业大多采取不加薪但也不解雇员工的经营模式,但日本年轻一代却对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据日本TBS新闻网报道,日本年轻人对于今后生活的消极情绪在滋长。一名20岁的上班族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我要买车的话,每个月就必须还3.5万日元。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我根本存不了钱。”另一名20多岁个体户大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大学毕业在公司干了两年后就辞职出来创业了,“看到父辈们工作到退休也不过是一份只够糊口的工资,我决定还是自己独立干事业。我有电脑设计特长,可以接活搞各种设计,从菜单到店面布置设计都承接。当工薪族太无趣了,个人干自己决定收入,感觉挺好的。” “岸田首相正推出‘令和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很期待,希望能让普通国民的工资有明显提高。但最终能否实现这样的计划,我其实还是有些担心的,毕竟疫情之下的日本经济不是很景气。”一名37岁的日本友人对记者表达了担心。 庆应大学专门研究宏观经济的教授小林庆一郎对NHK电视台说:“从大的方面来看,近30年日本的物价没什么变化,工资也保持在相似的水准。而其他国家的物价大约为30年前的两倍。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廉价’的国家,出租车和酒店价格亦是如此。在美国,有企业倒闭,马上又有新企业诞生。但日本是稳定的,因为没有淘汰,但是没有进化可以被视作一件坏事。” 另一方面,在企业难以提高工资的时候,政府的作为很重要。小林称,“与其他国家相比,政府用于支援儿童保育的预算很低,应该加以改进。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向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分配资源,以及增加对高收入者的征税,来纠正收入差距。” 当前,日本正处在加快产业链重塑、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转折点上,以期解决劳动力急剧短缺和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但显然日本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已经落后,不少高端人才纷纷带队投奔中国。如果不能解决待遇问题,人才流失势必会成为日本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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