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技术门槛低,面试通过率、入职率高,在职场上卷不动的本科生,一部分人开始走入工厂,解决金钱需求。从象牙塔到流水线上,不少人重新认识了生存和人性。
流水线,接纳需要钱的大学生 需要钱的时候,杨丽芬就会给工厂的领班发消息。 本科艺术教育专业毕业的杨丽芬,第一次进工厂是在2022年6月。她在流水线上工作了4个月,攒了两万余元,还清了上大学借的助学贷款。2023年3月,杨丽芬第二次进厂,她花8个月时间,攒了4万块钱,帮妈妈还清了外债。 那次走的时候,她暗自发誓:再也不回来了。 这个夏天,杨丽芬又出现在流水线旁。今年,杨丽芬第三次求助领班,当天,她就得到了一份在流水线旁检测电路板的工作。她还是需要钱,但这次她不再为生存和债务,而是想去远方看看,打算在流水线上攒够买一辆二手摩托车的钱,去川西看雪。 杨丽芬来自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从小需要负担自己的学费、分担家里欠的外债和日常开销所需的钱款。 2022年,杨丽芬毕业于福建一所本科院校。按照学校的培养路径,毕业后她会进入中小学或艺术培训机构,从事艺术教育教学工作。 大四的时候,杨丽芬被安排到当地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有课的日子,杨丽芬5点半就要起来化妆,赶上6点的公交车才能到学校。上完一整天的课,她还要回去备课,经常要忙到晚上一两点。 当地学校给杨丽芬提供的薪资待遇是每月3800元,无餐补和房补。对于身上还有助学贷款、家中还有外债要还的杨丽芬来说,这样的收入难解燃眉之急。工作挤占了她所有的时间,她也没有空间再有其它外快收入。某种程度上,流水线工人这份工作,比机构教师更符合杨丽芬的需求。“除去吃、住的开销,基本可以赚多少存多少。”杨丽芬说。 工厂车间也是座不夜城。因为担心电路板和显示屏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沾染浮尘,小500平方米的车间内不设窗户,没有自然通风,LED灯24小时亮着为车间提供照明,也封存了昼夜。
图 | 杨丽芬工作的工厂 上班时间是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半,中间有2个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有时候遇上急货,杨丽芬需要两班转(即12小时白班加12小时夜班),之后才能休息。 在流水线上,杨丽芬负责电路板检测。这份工作不需要太多思考。杨丽芬不懂得电路,工作时只需要辅助仪器,将不到巴掌大小的电路板放到仪器制定的位置,仪器会扫描电路板,出现短路、断电现象,仪器发出提示,杨丽芬将发现问题的地方标注出来即可。 一天下来,杨丽芬能看500个板。 杨丽芬不喜欢车间里的杂音。工厂内,时不时就有仪器重压的咔嚓声和电流发出嗞嗞的声响,像是重金属音乐混着飞机引擎发动的声音。为了让工人工作时更有精神,工厂在车间内准备了准备了两台音响,工人们自己可以连蓝牙播放音乐。但杨丽芬只觉得吵闹。 像杨丽芬一样进入工厂的本科生并不少,其中不乏211等高校的本科生。一位211高校的本科生有些懊恼,他暑期到工厂找工作时,被承诺在苏州为他安排工作的招工中介,安排到了上海工作。不过,他还是决定忍一忍,毕竟他只会在暑期短暂在工厂流水线停留。 根据教育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发布的数据,2024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179万人,在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员有692万人,占到了总体的44%,10年前这一比例为34%。 23岁的陈一凡这个夏天在广东东莞的流水线旁有了一席之地。她是湖南一所本科院校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过去一年,她参加了两次公务员考试,连续落榜。毕业后,她在专业老师介绍下面试过一份机构老师的工作,可惜后来没有回音,面试官只说“我们会尽量给你工作的机会”,之后便不了了之。 一时间找不到工作,陈一凡却需要用钱。陈一凡出生在贵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四年的学费都是靠助学贷款坚持下来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稳定收入,家里还有一位弟弟正在上学,陈一凡没有收入,但也没好意思向父母开口拿钱。最后,还是靠在工厂打拼多年的堂舅,利用自己的人脉,为她在流水线旁找了一份检查手机膜的工作。 为了赚下学期的生活费,大二学生蓝嘉莹和朋友黄晓婷决定到工厂去做暑假工。她们联系了广东番禺当地一位用工中介,对方要求他们带好身份证和行李,7月21日上午11点到工厂区面试。 为了留下好印象,蓝嘉莹和黄晓婷9点就到了。这是她们第一次到工厂打工。一开始,蓝嘉莹和黄晓婷做的是学校的勤工俭学——招生助理,每天向合适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推荐她们的学校,朝九晚五,一天50块钱。除去日常开销,蓝嘉莹和黄晓婷一天下来最多能剩10块钱。 偶然的机会,蓝嘉莹和黄晓婷听说工厂包吃包住,时薪20元到30元不等,可以赚多少可以存多少。正式到工厂面试前,她们上网搜索到工厂打工的经验,发现网络上已经有各类暑期工的劝退帖,从环境到人,到工作条件,各方面都有不进入人意的地方。但因为门槛低、时薪高的诱惑,她们决定还是试一试。 进入广州番禺的集中工厂区,随处可见招工广告和空置的店铺。星罗棋布的电子厂、玩具厂、鞋厂见缝插针地坐落在工业园区的各个角落。一群人扎堆在工厂门口的树荫下,三三两两交头接耳,旁边带着他们的行李箱或红蓝编制袋,等待被中介录走。 “蓝嘉莹、黄晓婷。”中介拿着名单喊人,出于大学课堂上点名养成的习惯,蓝嘉莹和黄晓婷同时喊了一声“到”。 集齐七、八人之后,蓝嘉莹和黄晓婷被被中介带进了工厂园区一间废弃的车间,墙壁上布满霉斑,深绿色的地板上还留有大型机器压褶出的凹槽。墙上挂着醒目的“禁止拍照和摄像”标识和员工守则规范。 屋里已经等着6、70号人,大多是外地的中年男性。广东36度往上的高温,让原本没有空调的厂房更加闷热,衬得一些袒胸露乳的中年男性,更让人避之不及。 蓝嘉莹、黄晓婷领到了报名表。中介嘱咐她们,只需要填基本信息,再在承诺书上签字,不需要特地填写履历表上的最高学历。因为害怕被骚扰,两人在婚姻状况上特地填写了“已婚”。 在工厂区,戴眼镜的人是惹眼的。招工时遇到戴眼镜的,中介都会仔细询问视力情况,评估会否影响正常工作。在工厂的流水线旁,渊博的学识比不上强壮的体魄实用。只有身体情况过关的人才会被留用。为此,黄晓婷庆幸,自己当天戴了隐形眼镜。 偏离的轨迹 在流水线旁,学历高有时候反而是劣势。杨丽芬因为是本科生,吃过几次闭门羹。2022年3月,她参加一家手机制造业工厂的面试。过程中,她主动提及自己是本科生,面试官听了,摆摆手告诉她:不要本科生。这样的情况先后发生了四次。 背后的原因令人唏嘘,一位负责为工厂招工的中介告诉杨丽芬,工厂之所以不愿意招高学历员工,是因为聘用本科以上学历的员工成本太大。在工厂区,一些单位强制规定要给学历本科以上的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而学历大专及以下的员工,不仅工厂不会强制缴纳五险一金,还有人会主动提及不需要工厂缴纳五险一金,希望工厂省下这笔钱后,把其中一部分作为薪酬发到手里。 有了这些经历,杨丽芬很感谢现在这家工厂,不仅给了她工作的机会,还因为学历给她加了工资。丽芬所在的工厂,大专以上的学历,属于高级技术员一等,本科以上学历,属于高等技术员二等。等级不同,底薪不同。每个月,杨丽芬可以多领到400元左右的底薪和750元的学历补贴。 一次,同流水线上的一位女工从另一位女工打听到杨丽芬的工资条,跑去质问领班:“同样的工作,凭什么她比我们高1000多块钱?” “人家是本科,你也去考个本科。”女工闭嘴了,但从此没有给杨丽芬任何好眼色。 杨丽芬没有遮掩自己大学毕业后进了工厂工作这件事。但是,因为这件事,她没有少遭家里亲戚的白眼。亲戚们会嫌弃杨丽芬糟蹋钱,说一些“本来就是贷款读的大学,现在读完还不如不读”之类的话。 不似杨丽芬般坦然,陈一凡知道,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是一条违背了家人和自己原本预期的道路,她还没准备好告诉家人。 上流水线前,需要上交手机。好几次,陈一凡漏接了爸妈打来的电话。他们不知道陈一凡进了工厂,陈一凡告诉她们在堂舅介绍下找了份好工作。 回拨电话后,陈一凡只对他们解释:这边的工作比较忙,以后要下班时间才能给他们回电话。 不识字的爸妈信以为真,嘱咐陈一凡好好干,别辜负堂舅找的关系。陈一凡不敢告诉爸妈,这里的工作不如在家种田自在,更不是“好好干”就可以的。在这里,目之所及只能看到无尘服套下抽象的轮廓,在一排排冰冷的LDE灯下按部就班地检测手机膜的表面光洁度、划痕和气泡数量。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让陈一凡时不时有呕吐感。 陈一凡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她的父亲一边摩挲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一边不断重复着:“出息了,出息了,老陈家也有大学生了。”他庆幸着家里终于出了个不用看天吃饭的。 往上两代,陈家人都是农民。两头黄牛和租来的三亩地,就是一家人全部的生产资料。靠耕作吃饭,不仅辛苦,更是百般不由人。收成好坏依赖天意,遇到极端天气的年景,避免不了广种薄收。这时候,家里的餐桌上只有糍粑,蒸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再后来,陈一凡一听到饭是糍粑,就偷偷跑去外面摘野果充饥。 那时候,无论是陈一凡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没有想到,四年后陈一凡会成为一名流水线旁的工人,她的工作,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也能完成。
图 | 陈一凡工作的工厂 毕业的时候,有老同学过来问陈一凡毕业后去哪里高就,陈一凡半开玩笑地回答:“在工厂里拧螺丝呢。”老同学笑起来了:“去工厂还不如在家躺平。”后来进了工厂,陈一凡与老师、同学就少有联系了。 同宿舍的同学还关心她的状况,大家都是连续考公等待上岸的人,得知陈一凡要去工厂的时候,大家都鼓励她:就当作先去工厂区帮大家开路。 学校的同学群里,经常有人吐槽自己的老板无情压榨员工。陈一凡很羡慕,觉得自己也应该是其中的一员,而不是在厂里,干活能有把椅子坐,都需要靠人情。 按照陈一凡的规划,自己应该在政府部门或企业单位干文员,每日置身于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指尖轻敲键盘,处理着各类文档,闲暇时间,与同事一起交流工作心得或生活琐事。而不是在噪杂的背景音下,听着同事聊着男人和孩子。
生存之道 对大学生来说,工厂区的生存之道是一门功课。 在流水线旁,陈一凡分到了一把塑料凳子,累了可以坐会儿。它是广东当地最质朴的款式,没有任何扶手、靠背的地方。在流水线旁,它却暗示着某种特殊。换作平常,这是在厂里工作一年以上的“哥” “姐”才能享有的待遇。靠着堂舅在工厂里的关系,陈一凡也拥有了一把暗示身份的胶凳。 因为这把胶凳,陈一凡在厂里享受到了不少特殊照顾。临近下班,有些手机膜还没检查完,总有同事过来帮忙。食堂去晚了,还有同事帮忙带饭到宿舍。还有同事为她传授厂内心得:领导很喜欢被人尊重,来视察的时候必须站在流水线旁。 陈一凡觉得自己很割裂。她痛恨充满人情世故的世界,但在当下,她必须留在这里,就得与之共处。那把塑料凳子,让她一度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陈一凡欣喜地期盼过,可以离开人情社会,进入人人讲契约精神的圈层。 过去,在农村,陈一凡的家人没有少吃这方面的亏。他们家的田,被村里的一户人家占了四分地,种了棕榈树苗。家中的长辈去村里说理,可是,因为对方有一位表亲在村委会工作,陈一凡家在这件事上最终还是吃了哑巴亏,如今,田还没收回来,种着棕榈树。 那把塑料凳,让陈一凡想到在村里遭遇的种种。一方面她看不上这里的人情世故,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挤进她想象中,大学毕业后应该进入的轨道。 工厂区的水,比蓝嘉莹和黄晓婷想象的更深。 面试后,中介用十分钟开了简单的培训会,讲劳动纪律和福利待遇。中介提到最多的词是“奖励”,强调暑期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每个月有400块钱的饭补,干满3到4个月就属于长工,可以得到额外的奖励。 直到这时,中介才透露,大伙儿要去的工厂在35公里外的南沙,不在番禺本地。 得知工作地点和承诺的不同,蓝嘉莹询问中介表示疑议:“老师,我们不是在番禺吗?” 中介愣了一下,看到蓝嘉莹学院风短裙的装扮,摆摆手示意蓝嘉莹跟着大部队往下走:“走走,听安排,你不干明天有的是人来干。”或许在工厂区,不能把口头的契约当回事。 蓝嘉莹有些迟疑,但也没有立刻走人。她在微信上和朋友设置了暗号,一旦有突然情况就叫对方“铁子”。黄晓婷觉得没什么事情,“这么多人都在,不会只骗我们两个吧。” 后来的过程曲折。她们上了大巴,在路上发现车并未往南沙开。于是询问司机,得知时南沙的工厂招满了,中介让司机带她们去东莞的一个工厂,“反正距离都差不多”。但最终,她们被送到了深圳一家知名工厂。 一路紧张,下车时蓝嘉莹稍微松了口气——好歹是个工厂。 两个人被分配到一间10间女工宿舍。当她们搬着行李爬上宿舍楼,出现在宿舍门口时,住在宿舍里的8位长期工人就用露骨的眼光针对蓝嘉莹和黄晓婷每一个动作,“你们的行李不能放这里” “我们这个宿舍只能住八个人,多一个人都很挤。” 蓝嘉莹往宿舍里一看,两张床上堆满了其他人的衣物,看起来是被“征用”了。只能住8人明显是说谎,但对方看起来不在乎,只是摆明态度:大伙儿不让她们俩住这儿。 两人决定服软,跟女工们解释:自己只是暑假工,不会占用太长时间。但女工还是继续为难她们:住不了,自己想办法去。 蓝嘉莹在那一刻感受到工厂区有一股原始的野蛮,多年教育所形成的文明、包容、理解在20平方米的宿舍中并不通用。尴尬的气氛和无效的沟通,让蓝嘉莹和黄晓婷不敢想象最后进入工厂的样子。她们最终决定拿起行李,在外面住酒店凑合一晚,第二天回广州。 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杨丽芬坦言,很可能在30岁之前,需要用钱的时候,她就会回到流水线旁工作。 对于杨丽芬来说,相比一些过往赚钱的经历,比如广西山下种植棕榈树,工厂包吃包住的八小时坐班,简直是人间天堂,厂内有空调,可以玩手机,还有相对可口的食堂饭菜,晚上回寝室还可以安稳睡一觉。 2023年4月,杨丽芬陪妈妈在广西一个边远的村庄种植棕榈树,这里没有信号,没有电,睡觉的帐篷也需要自己搭,需要加热的食物需要自己取火。杨丽芬感觉自己活得像原始野人,“就差生啃肉了”。 她也有想过流水线上以外的行当,有时候她随大流考公、考编,有时候她也会想当一个作家,或者攒够了钱去摆摊。但现实总有超越她理想需要完成的事情。 因为是本科生,厂里的领班时不时就问杨丽芬,想不想升管理层,干活更轻松,工资也更高。 不过,杨丽芬拒绝了。她觉得,如果真的当了领班,被永久焊在流水线上的概率更大了。她并不想在这里永远地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