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研界,一场关于科研诚信的风暴正在席卷而来。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宣布,因篡改数据和捏造研究等严重科研不端行为,至少35名科研人员受到严厉制裁[1]。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科研诚信的严峻挑战,也再次敲响了维护科研纯洁性的警钟。
具体案例:枸杞多糖研究被撤回
其中,一篇题为“Lycium barbarum polysaccharides alleviates oxidative damage induced by H2O2 through down-regulating microRNA-194 in PC-12 and SH-SY5Y cells”的文章,因数据完整性受到质疑,被正式撤回。该文章发表于2018年的期刊Cellular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作者包括Tong Niu、Liuzhong Jin等人。经过作者所在机构的深入调查,作者拒绝提供原始数据,医院内部调查证实存在系统性造假。最终确认文章存在不当行为,遂作出撤回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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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角:15篇论文涉嫌不端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2021年12月29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发布的一份长篇报告显示,共有15篇论文涉嫌科研不端行为。这些论文发表在各种知名期刊上,涉及的研究领域广泛。医院对涉及的研究人员实施了严格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申请资助、禁止在资助审查委员会任职、晋升停滞等。 涉事医院自查的15篇问题论文中,6篇已撤稿,6篇被期刊标注“高度存疑”,其余3篇仍在调查漩涡中。其中一篇关于“白杨素抑制膀胱癌细胞”的研究,因实验图像与巴西、中国学者发表的4篇论文高度雷同,被期刊编辑直指为“论文工厂流水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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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侦探Elisabeth Bik通过图像比对发现,这些论文中频繁出现“蝌蚪论文工厂”的特征:同一批细胞实验图片被跨学科、跨机构重复使用,数据曲线呈现工业化量产的“完美模板”,甚至通讯作者邮箱在多篇毫不相关的研究中惊人一致。
严厉制裁:五至六年禁止申请资助
济宁医院此次“刀刃向内”的整肃力度堪称空前。35名涉事学者面临“学术死刑”:5-6年内禁止申请科研经费、不得参与任何项目评审,职称晋升冻结1年以上,部分资深研究者的职业生涯实质性中断。以通讯作者Hongbo Guo为例,其主持的膀胱癌研究被确认为论文工厂出品后,个人遭5年科研禁令,合作机构的3名学者亦被同步追责。医院在公告中强调“对每一名涉事人员零容忍”,并罕见披露跨机构联合惩戒细节——某合作高校对涉事学者实施“永久取消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惩罚,凸显学术失信代价的辐射性。 这场整肃行动意外曝光了灰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论文工厂以每篇5000-20000元的价格兜售“一条龙服务”,从数据造假、实验图像PS到代写代投全程包办,甚至提供“保过SCI”的增值服务。某涉事医生匿名坦言:“临床任务已压得喘不过气,但晋升硬指标要求每年2篇SCI,除了买论文别无选择。”
跨机构合作中的不端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医院研究人员都与其他机构的同事合作。报告称,在某些情况下,其他机构的管理人员对申请新补助金和推迟晋升实施了类似的制裁。然而,也有一些机构仅仅公开警告研究人员,而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相比之下,济宁医院的管理人员对每一位与医院出版欺诈有关的研究人员都进行了正式的纪律处分。
考核绑架下的生存困局:当医生沦为论文生产机器 这场撤稿风暴的本质,是中国医疗体系“唯论文”评价机制的全面溃败。多数三甲医院将SCI论文数量与职称晋升、绩效奖金强制捆绑——主治医师晋升副高需3篇SCI,省级课题申请门槛为5篇二区论文。这种“论文GDP”导向迫使临床医生跨界充当“科研民工”,催生出畸形的市场需求。 某三甲医院肝胆外科主任透露:“我们科90%的论文来自外包公司,真正自己做研究的不足10%。”论文工厂正是瞄准这一痛点,构建起从需求对接、数据伪造到规避查重的完整产业链。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开放获取期刊为赚取高昂版面费(单篇可达5000美元),刻意放松审稿标准,使得造假论文得以蒙混过关。2022年,出版商Hindawi一次性撤回500篇中国学者论文,揭开了学术出版腐败的冰山一角。
“蝌蚪”论文工厂:科研不端的黑色产业链
令人震惊的是,报告中的10篇有问题的论文被列入了“蝌蚪”论文工厂的名单。这是由Elisabeth Bik博士等人共同努力揭露的一个科研不端黑色产业链。这些论文通过伪造数据、抄袭他人成果等手段,严重破坏了科研的纯洁性和公信力。科学界对此事持非常强烈的看法,并向相关杂志的读者道歉,表示在提交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这些问题。
从技术防御到制度革命的双重突围 济宁医院的自曝家丑或许是个转折点。中国科技部2020年出台“破四唯”政策,明确要求“取消SCI论文数量硬性指标”,北京、上海等地三甲医院试点“临床手术量替代论文”考核模式。技术层面,AI图像查重系统(如Proofig、ImageTwin)的普及让论文工厂的复制粘贴无所遁形,Scitility等公司开发的撤稿预警工具可实时追踪异常引用模式。全球顶刊亦组建“反论文工厂联盟”,共享造假特征数据库,Nature杂志更推出“论文可信度指数”评分体系。 然而,治本之策在于重塑科研文化——当医生不必为生存制造论文,当学术评价回归解决真问题的本质,这场风暴才能真正催生学术生态的净化。正如诺贝尔奖得主Randy W.Schekman所言:“科学不是流水线,论文数量从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尺。” 这场波及35名科学家的撤稿事件,终将在中国科研史上留下沉重一笔。它既是学术诚信崩塌的警示录,更是制度变革的倒逼令——当一篇篇造假论文从医学殿堂的裂缝中坠落,我们不得不追问:在生命健康与论文KPI的天平上,究竟该如何安置科学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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