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笨办法。这不是一种标新领异的分析，而是包括像丘吉尔这样的政治思想家，纵观数千年人类社会演进历史，得出的一种分析性观点。在各方利益冲突存在的状况下，以相对平和公允的方式满足各方，用妥协解决矛盾纠纷，这就是西方政治传统中的笨人民主。

中国从来不缺乏智者，儒家文化的传统，也在不断激励着社会培育精英分子。所以在西人用笨拙却公允的民主方式，来协调社会矛盾时，我们总期盼着“圣人出，黄河清”。引领乃至超前一个时代的伟人，短期内的集权统治，至少在施政效率上，可能会比民主缓慢而艰涩来得更快。所以朱元璋依据自己十余年执政经验，就写下了意图让子孙后辈千百代不衰的大诰，英国则要用两百多年来建立民主宪政制度。

所以要想即时得利，马到功成，一个杰出的独裁者，十年功效往往胜过十年民主建设。只是于国于民，独裁过盛，以至于愚民而导致胶柱鼓瑟，万马齐喑，便是独裁之害了。卡扎菲上校年轻时揭竿而起，利比亚民族独立，风头何健，穆巴拉克早年亦是如此。只是革命者垂治久之，因绝对权力而不可救药地走向腐化，大独裁者，如同卓别林那部同名电影一样，成为了让人深恶痛绝的名词。

唯独在体育世界里，大独裁者，是一个中性词。

因为体育是一种新兴的现代文化，哪怕上溯英国公校的运动传承，体育不过是三两百年话题。体育于社会，因其不关乎国计民生，所以不重要。又因其不重要，却具备振奋精神，提升民族质素的教化功能，而无比重要。

所以体育作为一种完全开放化的文化存在，根本不可能催生世代垂治的大独裁者。但是在竞技体育的范畴中，由于有竞争和对抗，成绩是最高成败标尺，于是运行的效率，执行力的强弱，在短暂的时间概念中，变得无比重要。

所以对于阿里克斯•弗格森爵士，我们不可能用新闻媒体谴责卡扎菲为“独裁者”的那种眼光去概括。弗格森这样的体育独裁者，确实应该和“红衣主教”奥尔巴赫，巴斯比、香克利们一样，被尊上神坛，容我们顶膜礼拜的。他们未必是圣人，但他们代表了伟大体育文化的各个方面。

他们都是在最前线参与体育竞技的统帅，他们都需要对自己部属、对雇佣自己的俱乐部，绝对的掌控。所有资源人力，都必须由这样的大独裁者大一统地调配，然而要谋取短期内的竞争差异领先，管理方式上，民主必定输给独裁——因此民主主义者、集体观念太强的法国人温格，无法战胜弗格森。

他们又都是传统体育精神最强悍的守卫者。他们会要求自己部属一切团队至上，香克利对利物浦功勋队长叶茨的那句名言：“这条腿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利物浦俱乐部！”是一种走向极致的例证。奥尔巴赫对菲尔•杰克逊攻心为上的执教手段嗤之以鼻，也是类似的道理。

他们尊重个体，却以自己的铁腕管理，让所有个体都必须臣服于团队诉求之下。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构架出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集权独裁管理体系，从而争取到无与伦比的竞技辉煌。然而他们依旧谦卑传统，他们决不会凌驾于自己的俱乐部之上。他们不是拘泥传统的卫道士，但这些独裁者都具有鲜明的劳工阶层道德价值观。帕特•莱利是一个中产阶级另类个案，但他光鲜发型下，依旧是勤奋刻苦的工作精神。

只是在日益商业化和科学分工的职业体育环境里，大独裁者们正在变得如恐龙般稀缺。过高商业利益和过多外界资本渗透，让体育的商业娱乐价值被无限放大化，职业体育教练，变得越来越像系统工程师。他们分配资源，组合流程，监控质量，却未必是这个系统的设计者，同时他们对最终结果，不可能承担完整责任。

所以穆里尼奥很愤恨自己在切尔西不能像弗格森在曼联那样高山仰止。所以曼奇尼不可能真正封杀特维斯。所以每个圣诞节杰克逊给队员送的书，科比从来不读。大独裁者的体育时代，行将结束。

在体育管理领域，也有古典君王般的独裁者，从大卫•斯特恩到布拉特，当然登峰造极的，是布拉特前任阿维兰热。这些体育执政者，因自身管理机构而强势，也因自身斡旋能力而强势。不过这些人，更应该被划入体育政治范畴，和赛场上针锋相对、激情澎湃的体育相比，他们还入不了大独裁者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