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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7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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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罗斯高难题:让资源跟着孩子走:很多人都曾被罗斯高教授的一则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视频给刷过屏,视频的标题是《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单看标题,就足以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在视频中,罗斯高教授所提及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户口占37%、38%左右,可是因为城里人生孩子少,只有24%,也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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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曾被罗斯高教授的一则关于中国农村教育的视频给刷过屏,视频的标题是《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单看标题,就足以能让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在视频中,罗斯高教授所提及的,“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城市户口占37%、38%左右,可是因为城里人生孩子少,只有24%,也就是不到1/4的孩子是城里的孩子。”换言之就是,有着高达3/4的孩子是农村孩子。当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孩子与高中无缘时,这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的整体前景,而这又将直接影响中国产业能否顺利转型升级。4 U' P; ?: Z: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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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高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发展经济学家、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负责人。从12岁起他就开始学习中文,学生时代还曾赴台湾地区交换学习过三年,因而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罗斯高,于1983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开始了他30多年对中国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他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中国最贫困的农村度过的,他在那里开展田野调查,通过第一手的数据,研究中国的农村教育。* v. J0 `) `6 W. \: o& S, A2 s- n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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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视频实际源自他的一次公开演讲,这次演讲又是基于他与中科院的张林秀教授率领的团队,对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之所以上不了高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非常匮乏,教育投入不足,使得他们所受的教育非常糟糕。这令他们的认知能力,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同龄的城镇孩子。; h7 R3 A1 x3 C' I' a* ]3 U! f
0 J# x( n0 t ?& p/ j 这样的教育水平决定了,这些孩子很难跟上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这势必会严重制约中国产业和其自身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在结构上表现为,一方面是低端劳动力过剩,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技术和资本替代,人工智能、机器人(行情3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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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 c; w) |8 B& K)已经排斥了很多低端就业,而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种替代性将会表现得愈发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经济体系又缺乏足够数量的产业技术工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的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其根源就在这里。为此,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罗斯高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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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2 w* s# |( I, N) w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呢?罗斯高教授自己为这道“难题”给出的建议是,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加大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以此提高农村孩子的教育质量。这一建议,对于那些很少有人出门打工,很少流动人口的农村地区,无疑是适用的,也是极为必要且异常迫切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情况,那就是农村地区适龄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在城镇务工。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政府将相应的教育资源,投入到这些务工人员户籍所在的农村地区,那这些青壮年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的教育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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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g7 Z0 U! P2 _# x( b 在中国,很多城市一贯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各种行政(学校只接收户籍生或是提出极高的积分入学条件)、经济(提高学费和赞助费)的手段,来限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如按照罗斯高教授的建议,则势必让城市政府的上述行为合理化——国家既然已将相应资源,投入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户籍地,那么他们理应回去。结果势必会导致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形成更多的留守儿童。中国全国妇联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于2013年发布了题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推估,全中国有17岁及以下的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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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a: F/ y. j: x3 W& Z, ~ 另外,在中国约有3000万与他们的父母一起呆在城镇的务工人员的子女,虽可与其父母正常共同生活,但其父母承受的经济压力,却是空前的。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受限于户籍制度,可在白云区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务工人员的子女,只能就读于民办学校。而这些教学水平一般的学校的学费,却通常都在每学期1万元以上。有人就曾算过,在这类学校就读,全年的各种学杂费加总起来,至少需3万元以上。另据中国人社部发布的《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末,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3485元。这也就意味着,剔除全家的衣食住行等生存型消费外,一个务工人员的全年劳动所得,仅够一个子女在城市的教育支出。这于绝大多数务工人员而言,是无法承受之重。其负面效应体现在:一将势必制约这些务工者的生育意愿,二将对这些务工人员的消费,形成明显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是对当前鼓励生育的战略,还是扩大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而言,这无疑都将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 \% e t; V+ S" {
/ Y+ d! h. g% s* o0 W1 a 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破解“罗斯高难题”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向农村进行教育资源的投入(这固然必要),而应是让这些资源,跟着孩子走、跟着孩子的父母走、跟着市场需求走(哪里有用工需求,他们的父母就会往哪里走)。从国家的角度而言,无论是基于降低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还是基于扫清鼓励生育、扩大国内大循环的后顾之忧而言,都应该要求和配合城市,不能限制这些孩子的流入。不仅要让农民工能在城市工作,也要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接受可承受的教育。更为重要的是,于城市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同样的教育水平,城市的人均成本要低得多。此外,相比于在农村接受教育的孩子,相同的教育质量下,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孩子,也会拥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契合于城市需要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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