弊在当代，利在千秋！功不在当代，利必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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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说起新中国前30年，给人感觉一个字“穷”：吃的不好！穿的不靓！老百姓光干活奉献，没享受一天好日子！有点不值！
有人讲：很不值！
真是这样吗！

 

 

寰宇

 

多劳动，生病少。没啥值不值，心安就好。不能比较，咋不和战争时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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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1949年前旧中国“兵荒马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老百姓别说吃饭穿衣了，就是小命也是朝不保夕！
1949年新中国那是“一穷二白”，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基础工业，哪怕是火柴、自行车、面粉等这些国计民生的东西都是进口的洋货“洋火、洋车、洋面”。
再看看前30年新中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美苏争霸：不是美帝的附属，就是苏联的附属！跟随哪个大哥混，你都别想真正独立自主搞国家经济发展！新中国在美苏间周旋，哪怕在夹缝中求生存：也惊人般地突出重围，短短二十多年就独立自主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重装备的国防现代化工业突飞猛进！
这样更能让人明白清楚看出：伟人毛泽东如何高瞻远瞩为新生的共和国的长远现代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打扫干净屋子”把国家的主权建立起来，然后再不失时机既要借助外援又坚持独立自主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后代人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前人辛苦，后人幸福！林毅夫们好像永远不明白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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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的中国，既没有加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也拒绝被纳入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架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追求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自为一体的可以自我维持的工业化经济体系。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大概是由于以下几个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我也是个包包

 

有得到就有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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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1949年以后，中国宣布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宣布抗美援朝，军事上与美国形成直接对抗的态势，地缘政治上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堵，经济上遭到后者的禁运，因此完全排除了加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可能性。

其次，尽管1950年以后中苏两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结盟，但毛泽东对苏联始终存有戒心，不愿意放弃中国自身的独立自主，加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党国家的国际分工体系。20世纪40年代的中共对苏共的关系，便是沿着摆脱二三十年代对莫斯科的盲目依赖，走向独立自主的主轴展开的。40年代后期的中国共产党，克服外来压力，赢得了内战的胜利，掌握了全国政权，更不愿意依附于苏联，拒绝流行于苏联与东欧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父子党”关系。对于1949年成立的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也始终保持距离，迟至1956年，才以“观察员”的身份有限度地介入，1961年中苏关系紧张之后，连观察员的身份也予以放弃。

还有深远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历来以天朝上国自居。这种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与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记忆相激荡，使国人普遍具有民族复兴的强烈冲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尽管国家的经济面貌“一穷二白”，但毛泽东等领导人有着强烈的大国抱负，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了自信和期许。在国际关系上，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中国在共产党国家集团中影响力的蒸蒸日上，更是信心满满；对中国在由众多非西方国家所组成的第三世界中的领头角色，也当仁不让。

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中自给自足的心理的影响，都使得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无法接受中国在任何一种国际经济体系的内部分工中仅仅局限于或偏重于低端产业的发展，或者在生产技术、对外贸易和外交关系上长期依附于主导这一体系的中心国家。相反，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便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部门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迎头赶上东西方先进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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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业化”战略的特点何在

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在制定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方面，受到《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等教科书的影响，是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先例和蓝本的，因为这一模式在他们看来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

这一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并不以涵盖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部门的“国民生产总值”为计算口径，并不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或者从低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为目标，并不以扩大对外贸易为驱动力，并不以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为实现路径。相反，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所追求的，是实物经济总量和再生产能力的扩张，因此，其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并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最重要路径，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换言之，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扩张，是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工业部门本身的扩张，又是靠汲取农业部门的资源，通过经济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来实现的（至少在工业化初期，来自农业部门的资金积累，构成工业再生产能力扩张的主要来源）。这与“四小龙”在起步阶段主要靠外贸和外资的拉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此同时，由于致力于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和自我维持能力的培育，重工业的投资必然成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而对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在建设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这一战略，反过来也制约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的能力，因为重工业作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低于低端产业。所有这些，又与“四小龙”在起步初期，以资金和技术要求较低的消费品工业为侧重点，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从而带来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形成了鲜明对比。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因此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铺摊子”，即在原先残缺不全、零星分布的近代工矿和交通业的基础上，搭建一个全新的、部门齐全的现代制造业、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体系，其中许多部门的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年—1957年）受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则构成了迈向这一目标的最重要步骤。六七十年代连接全国各中心城市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一大批“三线”项目在中西部各地的展开，以及能源工业和国防建设的重大突破，使上述体系更为健全。所有这些，均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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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打底子”，即对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作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劳动者在精神上和体质上的改造。50年代的一系列运动，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婚姻法》的宣传以及“镇反”“三反”“五反”等，不仅改变了内地的所有制结构，根除了种种社会痼疾，改良了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冲击了几千年来扎根于中国人深层意识的封建等级观念和阶级秩序。原先“东家”与“下人”之间的鸿沟不复存在。“翻身”之后“当家做主”、男女平等的意识越来越流行于城乡各地的劳动人民中间，整个社会（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有这些，加上整个毛泽东时代持续不断的群众扫盲，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城乡各地的普及，“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灌输，客观上都有助于亿万民众挣脱千百年来人与人之间身份等级的枷锁，摆脱精神上的蒙昧状态，为后来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准备了条件。当然，人们也为“文革”期间“破四旧”这样的运动付出了重大代价。到70年代后期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农村赤脚医生制度的推广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疟疾、天花、血吸虫病等流行病的医治和灭绝，也显著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健康状态和身体素质。

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样一个单一的尺度来衡量的，甚至也是“工农业生产总值”所无法涵盖的。

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尽管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优先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自成一体、自我维持的现代工业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一成不变。大体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苏联体制影响下的高度集中，到“大跃进”时期（1958年—1961年）力图摆脱苏联体制而下放权力，再到60年代前期为了纠正“大跃进”的灾难性错误而在调整、整顿中再度强调权力集中，最后在“文革”后期又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在调整的过程中，重工业优先的政策往往适当收缩，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得到加强，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也直接影响到农、轻、重发展次序。总的来说，在与苏联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加剧时，重工业和国防建设会加大投入；一旦外部压力舒缓，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便得以增加。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绝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闭关自守。整个50年代，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技术上的全面援助；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国的技术进口开始转向以日本和西欧为主，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突破了过去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的樊篱，为扩大对外交往打开了大门；整个7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技术和对外商品出口的势头也在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对第三世界特别是众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常年援助，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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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微观管理有无激励机制

与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同样重要的是微观管理，因为后者直接决定了宏观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成效。这一方面，新古典派的解读也是负面的，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企业没有自主权，因此“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工资标准，就必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劳动激励与劳动奖惩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激励，必须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佣对象，又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联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

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澄清。首先，毛泽东时代的企业，在职工的劳动报酬方面，没有实行如同新古典派所理解的“多劳多得”的收入分配制度，并不仅仅因为企业本身没有自主权。5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曾经按中央有关部门的要求，仿效苏联的做法，在劳动报酬方面，尽量实行计件工资制，并且拉开不同工种和技术水平的工人之间的工资档次，以此强化劳动激励。但这一做法实行不久便予以放弃，转而普遍采用标准的以工龄为主要依据的工资制，并且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几乎冻结工资等级的定期调整，只有少数几次工资普调，同时还取消了以劳动业绩为基础的奖金制度。之所以从强调物质刺激，转而采用“平均主义”的做法，是因为中国的国情跟苏联截然不同。苏联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稀缺，职工在不同企业之间跳槽频繁，企业为了稳住职工队伍，不得不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手段。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劳动力供应充沛，而企业的就业岗位稀缺，因此国家对于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杠杆进行劳动管理，本来就没有足够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国家不得不尽量压缩用于个人消费的物质资源，而强调物质刺激，不仅带来分配不均，还会导致消费者与国家争夺有限的物质资源。既要尽最大可能把物质资源从消费方面转移到生产方面，又需要保障每一位职工的个人生计，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会在收入分配方面走向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即保证人人有份，但份量仅足以维持生存。这是毛泽东时代放弃计件工资制，冻结工资定期普调的根本原因。所谓企业缺乏自主权，只是表面现象。

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解读之所以是误导的，还在于他们把毛泽东时代的企业职工，简单地等同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选择自由，且以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为唯一追求的理性人，以为企业职工的日常劳动表现，仅仅取决于物质刺激的有无这样一个单一因素。其实，工资报酬仅仅是影响职工日常劳动投入的因素之一，甚至不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非物质的因素。其中之一，是职工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能够成为企业职工，尤其是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并不容易，他们的工资收入尽管很低，但享受从生到死的一整套福利待遇，社会地位远远高于集体企业的职工和临时工或合同工，更非城外的农民可比。刚刚转正的职工，尤其是从农村招工进厂的职工，都会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之不易。这种身份认同，跟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敬业精神是连在一起的。

话语的力量也不容低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的宣传灌输使越来越多的工人相信，资本家剥削不复存在，工人已经成为工厂的“主人翁”，在生产和劳动管理上，自己“当家做主”。工人与管理层的关系，与改造之前的老板与雇工之间的关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对“单位”的认同，远远高于改造前对厂方的认同。尽管“爱厂如家”只是一种宣传，但相当一批工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职工，对自己所在的工厂是有归属感和责任心的，而且他们对其他职工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也不宜低估。

最为重要的是，工人从来不是脱离了群体的单个理性人，而是工人群体（生产小组和车间）的一份子，其一言一行，都受到群体准则的约束，而这种群体准则，又是由企业内部的政治文化、规章制度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因素所塑就的。因此，职工个人的日常生产行为，并不仅仅以物质刺激的强弱为依归，而是上述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份基于对各地各行业退休职工的深入访谈所进行的研究揭示，除了“文革”高潮时期的极端情形之外，在正常情况下，绝大多数的职工都是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按规章要求完成生产任务的，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盗窃公共财物乃至破坏生产的情形，并不常见。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并未因为所谓的物质激励不足，而显得如同新古典派所想象的那样低下，否则我们难以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工业生产，为什么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从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工业产值由349亿元增至4237亿元，年均增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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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农村发展为何缓慢

再来看看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的情形。

林毅夫等认为，农业具有“生存空间分散性高和生产周期长”的特点，从而使得“劳动监督极为困难”，还称，“农业的这一特征迫使人民公社体系中的管理者选择较低程度的监督；而没有严格的劳动监督，就不能对劳动者的努力做出准确的度量，劳动者也就得不到与其付出的劳动相对应的报酬。事实上，生产队为每一个年龄相仿、性别相同的劳动者制定了相同的工分标准（工资率），因而劳动报酬与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态度和效果完全脱节。……那些不努力劳动甚至偷懒的人，为集体带来的产品损失也是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平均摊。这就造成集体农业生产中劳动激励不足，搭便车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这里同样有几点需要辨明。其一，生产队里所实行的工分制，并非新古典派所想象的“一刀切”，而是分为计件工分和计时工分，事实上对劳动者有足够的激励。在计件工分制下，社员个人或小组每天的工分多寡跟当天所完成的工作量直接挂钩。对于无法按个人或小组计件的农活，则采用个人或小组计时的办法。无论哪种方式，社员多劳多得。为了养家糊口，多赚工分，不得不起早摸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因此，对绝大多数社员来说，集体生产劳动的最大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搭便车”的问题，而是太苦、太累的问题。

其二，社员是否因为集体劳动监督不易，导致无法准确计工？其实，计工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个问题，无论计件、计时，生产队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大多简便易行，社员对工分的计算方式本身，与干部之间并没有太多争执。

其三，社员在干活时是否偷懒，集体劳动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后来为改革制造舆论时所描绘的“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现象，要看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新近对各地村民的访谈和研究表明，在自然环境恶劣，土地贫瘠，人们对工分的现金值预期较低，而生产队干部管理不得力的地方，的确普遍存在人心涣散，“出工不出力”的问题。但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不存在集体劳动之外的就业机会，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分配构成社员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生产队的规模较小，集体经营的好坏与社员家庭的生计紧密相连的条件下，社员在作为一个团体进行劳动时，干活拖拉，草率，不负责任，乃至公开偷奸耍滑的现象，其实并不多见。这不仅是因为，在每天收工之际，干部需要在验工之后方可给每位社员记工，而且在小组干活之时，社员之间相互盯看，做得太慢太差，会影响整体进度和相应的工分报酬。每位社员，特别是年轻人，还需要顾及自己在乡亲们面前的面子和在邻里间的声誉。村民们往往把一个人的劳动技能和态度，跟此人的人品和能力挂钩，这在血缘或邻里关系比较紧密的生产队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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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下降，其内外政策频频出错，而我们党则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长征路上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

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使我们再一次获得更大发展。
20世纪末，美国领导人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内外政策也频频出错。
“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面扩张，我们党还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也没有唯美是从。
2016年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