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昨天,“三孩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人口政策正式出炉。 这个人口政策的调整,可谓“神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20天,中国的人口政策就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向。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迟到的调整。毕竟,中国的生育率在近30年的时间里低于2,无法维持人口更替的正常水平。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至1.3——在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列。 更不乐观的是,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 携程公司的创始人、人口学家梁建章提出的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的政策建议虽然显得有点惊世骇俗,但确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提高生育率、扭转人口趋势之难。 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长期实施才能显示出一些效果。 纵观全球多个经济体,在金钱,政策,环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几十年后,有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有微小的进步;还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一路向下。 在中国,这一次,要想止住生育率下降的颓势,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呢?
△ 某医院产科,护士给新生儿做护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哪怕在生育最友好型的社会 生育率的提高也是极为脆弱的 北欧可能是对女性生育最为友好的社会。 在瑞典,育儿假18个月——480多天。 育儿假期间,瑞典社会保险局会为他们支付超过80%的薪水。孩子1岁多即可以进入公立的托儿机构。学费与父母收入挂钩,最高约合人民币每月1100元。 瑞典的公司通常会为员工的育儿生活提供一定便利。孩子12岁以前,父母每年有最多120天的“孩子病假期”。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晚高峰”出现在下午4点多。 爸爸们通常会承担大量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工作。 整体而言,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国家的鼓励生育的政策 “工具包” 包括四个方面: 经济补贴——每月发放的育儿津贴(在2014年,瑞典每个月发放的津贴合人民币近1000元);一次性奖励 (孩子出生、上学的补贴); 孩子成长各阶段的教育、医疗服务补贴;住房补贴等。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瑞典规定,地方政府有责任为12岁以下儿童提供全天候的托育服务,除了提供一定时间的免费托育服务外,在向个人收费时也有政府补贴。 鼓励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政策—— 延长夫妻的育儿假,瑞典的育儿法定假期18个月,同时还鼓励夫妻共享育儿假。 对女性友好的社会氛围——反歧视立法,保障就业性别平等。 当然,以上的福利政策都是有代价的,瑞典超过3%的GDP支出用于育儿福利,在欧盟国家中也是占比最高之一。 同时,瑞典的总和生育率也是发达国家中的“优等生”,近年始终保持在1.8左右。 过去几十年间,瑞典的生育率可谓“过山车”。 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鼓励生育,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 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最长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将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这努力的结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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