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就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进展和经验做法情况举行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表示,从现有情况看,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增加普惠托育服务发展、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等条款。
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半年多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行动,完善领导机制,出台支持措施,推进优化生育政策任务落实,相关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也形成了一些好经验好做法。会上,杨金瑞介绍:
一是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二是各部门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
三是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目前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
“浙江将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作为重大改革举措纳入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建设,苏州市计划财政投入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攀枝花市完善生育服务体系、探索发放生育津贴,等等。”杨金瑞说。
杨金瑞表示,总体上看,社会各界对优化生育政策广泛 关注,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平稳实施,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逐渐形成。
多重因素综合影响导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
对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问题,杨金瑞分析,这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具体有:
一是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二是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加大了年轻人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此外, 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杨金瑞表示。
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的关键是提升生育率
“近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持续下降,这主要是受到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内部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
宋健分析,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1962-1975年以及1981-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生育率下降也比较迅速,特别是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的效果,这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宋健表示,这就需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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