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空巢村：除了上坟，见不到年轻人

击落太阳旗

作者丨史东旭 编辑丨雪梨王

王家屯现在住着多少户村民，还剩多少人？65岁的村民白惠芝掰着手指头，反复算了两遍，得出了准确的结果：48户村民，总共99人。平均算下来，每家两口人，还都是50岁以上的人——这也几乎是王家屯的基本组成结构。
屯子位于哈尔滨市南面，归属平房区管辖。距离市中心只有20多公里的距离，但出门一趟谈不上方便，来回打车就要超过百元车费；最省钱的方式，就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有一班公交车经停王家屯。没有急事，村民们大多会选择乘坐这趟2元一位的公交车。
和多数东北农村相比，王家屯并无两样——只有四排房屋，在村子里整个走下来，绝不会超过半小时。只是因为地理优势，这里相较于更偏远的农村，多了很多“走出去”的机会。但这成了王家屯空巢化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256人的村子如今只剩下不到百人，且年龄都在50岁以上。如果不是节假日，村子里根本见不到孩子。
早在2018年，王家屯就被社工组织视为“教科书级空巢村”。那一年的10月，村子里成立了黑龙江省首个老年人互助养老协会，村民白惠芝就是该协会的会长。



黑龙江省首个老年人互助养老协会在王家屯成立 (摄影：史东旭)
协会成立后，村子确实变得不太一样了——和城里老人一样，他们跳广场舞、扭秧歌、做手工，逢节日还搞起了“百家宴”。晚上，老人们会在微信群里相互报平安。再后来，互助养老协会又推出了“时间银行”服务，有能力帮助别人的老人在志愿服务结束后，可以根据服务时长及难易程度获得相应积分。年底时，根据积分兑换洗衣液等日常生活用品。
互助养老协会成立后，不断有人到王家屯学习考察，这里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一个“互助养老样本”。但几年时间过去，最初的互助养老模式似乎开始从内部“瓦解”。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生活在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有能力打工的老人会走出村庄寻找赚钱机遇，继续为将来养老筹集资金；需要照看孙辈的老人，则会搬到城里和子女们一起生活。
被“剩”在村子里的老人们，对于互助养老的参与热情也正在减退。
回屯

把孙子拉扯大后，村民刘桂兰又回到了王家屯。
“在农村待着多随便，（在城里）住楼房啥都要花钱。”这个即将年满60岁的女人一条腿盘坐在单人床上，一只手夹着点燃的烟。她不喜欢城里的生活，住不惯楼房，更不愿意跟子女一起生活。年轻人的那些习惯，在她看来总有些矫情和浪费。
她的儿子跟王家屯的其他年轻人一样，早早就出去上学、打工，在城市定居。几年前，刘桂兰和丈夫拿出毕生积蓄，在哈尔滨市区里给儿子买了一套二手房——在刘桂兰这代人眼里，买了房子，意味着他们对子女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儿子有着不错的工作，在城市里有车有房，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儿媳妇那方家境也不错，儿子“借光儿”不少。虽然在母亲眼里，儿子有时会“受气”，但也都不是什么大事。
孙子出生后，刘桂兰为了照顾孩子，在儿子家生活了几年。那几年，她没有工作，专心带孙子和忙家务。但她可不想“向儿女伸手要钱”，“除非是躺在炕上动弹不了的时候”，刘桂兰才会向儿女“求助”。她决定出门找工作。
但60岁，是农民进城找工作的又一道“硬杠”。即使拿再低的工资，也很少能找到稳定、长期的工作。以前，她还能找到打扫卫生这样的工作，月工资不到2000元，而过了“硬杠”之后，“人家一看身份证就压根不会用你。”刘桂兰说。
一段时间后，她回了王家屯。
她更喜欢农村的生活，夏天菜园里的所有果蔬都成熟时，她就会给儿子家里一袋又一袋拎过去。刘桂兰也知道，她每次拿的这些菜儿子儿媳根本吃不了多少，很多时候也都是送人或是干脆烂掉。但她觉得，这也许是她除了钱以外，给儿子一家最好的付出。
回到屯里后，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丈夫身上。几年前，丈夫患了脑梗，行动不便，只能整日待在家中。刘桂兰照顾丈夫的同时，也在家里“等”零活——栽花、种树、扫雪，工资每天50元至200元不等，几乎都是日结。活儿来了，她就坐着那趟两块钱的公交车，或是骑电动车进城挣钱。
夫妻俩平日里最大的花销，就是丈夫吃药的钱。收入好的情况下，刘桂兰每月能有千元左右的收入。她相信自己和丈夫有一天动弹不得需要人照顾时，儿子肯定不会不管他们。但至少现在，她还可以自力更生，不给儿子增加负担。
95%以上是空巢老人

在王家屯，和刘桂兰有类似想法的老人不在少数，有子女照顾的老人则并不多——94岁的赵为民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屯子里年纪最大的老人。
赵为民是江苏人，30多岁退伍后，被分配到王家屯。此后，他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随着年纪增长，江苏老家的亲戚渐渐离世，赵为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有4个子女，其中三个在城里安了家。只有大女儿赵淑萍，一直陪他住在王家屯。赵为民一家共有4间房，他自己住一间，剩下的3间都给了赵淑萍。
在王家屯，赵淑萍始终经营着食杂店。过去30多年，赵淑萍的食杂店是村里人唯一的购物渠道，最常买的是烟酒和保质期较久的预包装食品。但最近几年，来买东西的人越老，也越少了。赵淑萍的生意愈发惨淡，往往一天下来一样东西都卖不出去。但因为房子是自家的，不需要租金，食杂店也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开着。



王家屯里唯一的食杂店，一天不卖一样东西已成常态 (摄影：史东旭)
好在丈夫能挣些钱。几年前，王家屯附近建起了热电公司，很多村民的耕地被占，但只有少数人能像赵淑萍的丈夫一样，在热电公司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样一来，赵淑萍的日常简单，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照顾好父亲。赵为民身体好，硬朗，听力也好。他平时唯一的爱好就是听收音机，或是在村里走走，见人唠两句。
王家屯的老人们除了羡慕赵为民身体好，更羡慕他过上了有子女照顾的生活，不用花钱去养老院。他们说他有福气，“啥都不用操心”，并认为这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
平日里的王家屯，赵淑萍的食杂店是村子中心。尽管来买东西的人不多，但这里也颇有人气。无论买不买东西，村民都喜欢聚到食杂店待一会儿，唠唠嗑，这里也成了彼此信息交流最集中的地方。
对那些已经迁往市区或到外地生活的年轻人来说，回村的唯一理由就是为祖辈上坟。每到上坟的时候，年轻人总会开着车呼啸而来，他们往往把车停在赵淑萍的食杂店门口，请她帮忙照看。对于这些一年到头见不着几面的年轻人，赵为民总会认错，女儿就会在一旁更正他，“这是谁家的谁谁谁”。年轻人也不会在村里多耽搁，像串门一样，办完事就开车走了。
2018年，有社工组织来到王家屯。经过调研走访，他们认为王家屯不仅是空巢村，甚至典型到可以被视为“教科书级”——当时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哈尔滨60岁以上老人近200万人，空巢比例占六成；而在王家屯，空巢老人超过95%。



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缓慢地走在王家屯的村路上 (摄影：史东旭)
或许因为空巢比例过高，“抱团取暖”这件事在老人们的潜意识里早就扎下了根。同年10月，在当地政府部门和社工组织帮助之下，赵淑萍家闲置的两间房里，成立了黑龙江省首个老年人互助养老协会。协会成立之初，就有65位行动自如的老人加入，“爱张罗”的白惠芝全票当选会长，任职至今。
从二十多岁嫁到王家屯后，白惠芝就始终生活在这里。她是热心肠，家家户户的红白喜事都要找她帮忙。然而协会成立最初，包括白惠芝在内的王家屯村民，都不相信也不理解互助养老协会究竟能为他们未来的养老带来什么。
“时间银行”

社工组织的义工刚刚进驻村子时，村民们并不相信义工。“怕被骗。”白惠芝解释说。村子里生活的都是老年人，此前曾有陌生人到村子里借着推销宣传的名义骗钱。那之后，对于突然出现在村子里的陌生人，村民一直保持警觉。



平日里的王家屯，村路上很少见到人 (摄影：史东旭)
这里的老人之间像是有着天生的“互助基因”——当地都市报《新晚报》此前的一篇报道中提及，有社工来的第一天，就被王家屯“每家从来不锁门”这事儿震惊了，“几家共用一个菜窖，菜永远不会被错拿；屯里从不安摄像头，要是谁家院外有生面孔，立马有邻居开门吆喝句‘你干哈（啥）的’”。
社工们来自黑龙江省希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该组织成立于2012年，由黑龙江省民政厅主管。为了与村里的老人们“搞好关系”，让他们放下戒备，社工们开始组织老人们一起聊天、吃饭、做手工，或者带他们一起去市区游玩。赵淑萍家除了自住和经营食杂店外空出来的两间房，成了村民们的活动室，一些手工活动会在这里开展。
“老年人活得很开心。”白惠芝记得，协会成立后，屯子里不再那么死气沉沉了。白天，老人们凑在一起跳广场舞、扭秧歌；晚上则会在微信群里互相报平安，尤其是独居老人，说不准“啥时候有病，啥时候犯病”——这也是在外的子女们最关心的。一旦谁家需要帮忙了，就会在群里说下，老人的子女们也都在群里。
几年前，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村民们通过微信群得知消息后，有帮着打120急救电话的，有跟着急救车去医院的。也有些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或是手机没那么多流量，会使用智能手机且有流量的人就会拍摄村里的各种娱乐活动发到群里，这样在外地的子女也可以看到。
为了增添老年人的生活乐趣，老年人互助养老协会刚成立时，白惠芝还学着南方人搞起了“百家宴”——一家端出几个菜，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顿大餐。她记得，那次参加的人可真不少，足足坐了7桌人。
为了提高村民互助的积极性，协会在2019年又推出了“时间银行”服务。
顾名思义，就是指有需要帮助的老人通过微信或电话发出求助信息后，有时间和能力帮忙的老人通过对接和匹配后，根据服务时长、难易程度获得相应积分，每日积分不超过5分。兄弟姐妹等亲属间的服务不会被积分。到了年底，老人们可根据积分兑换相应的奖励。
比如今年开春，哈尔滨正处在疫情中，身在市区的白惠芝无法返回王家屯育苗。于是，她把育苗需求发到了群里，有老人帮她多育了一些。这样，帮她的人就会获得积分。再比如，村里有需要剪头发的老人，也有会剪发手艺的人。后者帮前者剪完头发后，会获得相应积分。
“时间银行”第一年结束时，村民们凭积分兑换了洗衣液、卷纸和肥皂。第二年，奖品升级成了锅、绞馅机和热宝等。白惠芝发现，“时间银行”推出后，大家的参与性确实比以前高了很多。
在养老问题越发突出的当下，王家屯的互助养老模式很快成为样本，外地的学习考察团频频走进王家屯。王家屯从未如此热闹，村民们也很自豪。2019年11月，这样的互助养老模式在黑龙江省内其他地方开始复制推广。
但几年过去，昔日热闹的参观考察团早已没了踪影。村民们的热情也如印有“老年人互助养老协会”字样牌匾一样渐渐褪色，甚至有村民认为，“老年人互助养老协会”只是在有人来时“走走形式”，“没啥实际意义”。人走之后，就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对于这些“消极”的看法，白惠芝心里也清楚。她说，有时协会会免费为村民发一些东西，会有人觉得分配不合理，就会找上门询问。这样的时间久了，村民们难免会发牢骚。微信群里，村民们的活跃程度也大不如前。至于最近一段时间，有哪位老人在群里求助或是哪位老人因为帮助别人而获得积分，白惠芝称微信记录已经删除，她也记不清了。
临近暑假，一些搬到城里生活的老人会把孙子孙女带回王家屯住几天。而如果不是特殊日子的话，村路上很少能见到人。几年前还有的牛羊等牲畜，如今也见不到了。村口广场上杂草丛生，棋牌桌闲置了，凉亭和健身器材也无人使用。最热闹的是打扑克的地方——白天几乎总有人五六个人聚在一堆，即使有人不打牌，也会在一旁观看或是玩手机。



王家屯广场上无人使用的健身器材 (摄影：史东旭)
“空巢村”越来越空

更为切实的情况是，村里老人越来越少，除了离开村子，也包括正常的生老病死。
据白惠芝统计，目前生活在王家屯的村民有48户、99人，其中有4户外来户。和以前256人相比，减少一半之多。这其中，有人趁着体力尚好外出务工，要么是跟随子女进了城照顾孙辈。对后者来说，和留守在村子里的空巢老人相比，至少心理上没那么孤独。



王家屯里对外出租的闲置平房 (摄影：史东旭)
对于孤独这点，刘桂兰很有感触——以前在儿子家带孙子一起生活时，又忙又辛苦，但心里确实高兴。现在一年到头，能见到儿子和孙子的次数十分有限。以她目前的生活条件而言，将来她和丈夫去养老院几乎不可能；但要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她也担心生活上难免会发生不愉快。在她看来，未来充满着不确定。
而王家屯的村民们迁出村子后，家里的平房大多闲置，墙上粉刷着“对外出租”的字样。一年租金只有3000元，但真正能租出去的屈指可数。



王亚珍家的药店在几年前已经停业，窗户上还贴着褪色的广告字 (摄影：史东旭)
在王家屯租房住的人，大多是在附近的打工者，基本上住不到一两年就会搬走。
也有些城市里来的“候鸟老人”，他们会选择在夏天回到农村生活几天，照看菜园，吃吃自己亲手种植的果蔬。东北的夏天，自家菜园种植的西红柿、黄瓜、豆角等蔬菜，足够保证一家人一个夏天的所需。这也是很多离开王家屯的老人，偶尔回老家的主要原因。



王亚珍每次回家，都要带走两袋子自己种的蔬菜 (摄影：史东旭)
72岁的王家屯村民王亚珍就是这样。每次从市区回来，她都要在自家菜园里摘上两袋蔬菜，带回市区后足够她和丈夫吃上几天。丈夫小她两岁，在镇政府的收发室做保安，月薪1500元。为了上班方便，他们租住在附近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年租金5000元。冬天王亚珍几乎不会回老家，平房要靠烧煤取暖，“太遭罪了，住在楼房里好一些”。
陪丈夫去市区上班前，王亚珍在王家屯照看药店。说是药店，实际上只有一个货架的药物，外加可以打点滴。因为买药和打针的人越来越少，这家开了8年的药店，在几年前也停业了。从此，王家屯再也没有了药店，村民要走几公里路去到邻近的村子买药。



王亚珍家的药店停业后，王家屯人买药只能去邻村 (摄影：史东旭)
白惠芝回村的频率要高一些。
如今她和丈夫住在市里的小儿子家，除了每天接送孙女上下学外，其余时间也在市区里找些空地种植黏玉米等。



白惠芝家墙外粉刷着对外出租的字样 (摄影：史东旭)
许久没有组织活动，白惠芝也在想逢节假日时，回到村里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但她也会纠结，短暂的热闹对于村里的空巢老人而言，恐怕只是昙花一现般的缓解和释放。如何能为老年人生活带去更多的东西，是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只有赵淑萍家的房子还残存着有关互助养老协会的记忆——协会成立时，食杂店的外墙刷成了粉红色；门外悬挂着5块与协会有关的匾额；两间空出的活动室墙上，贴着昔日村民们活动时的照片和奖状证书。唯一少了的，是照片上的那些人。
（文中人物除白惠芝、王亚珍外均为化名）

来源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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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霞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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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因为气候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年轻人都走了出去，剩下的老人大部分都为了照顾儿女的孩子跟随走了。除非过年，可能一家大包小裹的回来，村子里能看见升起的炊烟，过完年又是家家锁门。老人希望回到自己老家生活，在城市里完全陌生的环境，孤单。可是要是回到农村，儿女不在身边，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医疗条件又很让外地的儿女担心。落叶归根，也不是那么好实现的。

四渡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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