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寻子

陈陈

北京宋庄，蒋文俊在李月领的画作前伫立凝望。画家李月领创作了以失踪儿童为主题的作品——《孩子》，61幅画像都是依据家长提供的照片创作而成，虽然是用特殊的油画表现方式，但依然看得出每个孩子的天真和可爱。寻子18年来，蒋文俊跑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孩子丢失时仅7个月大，这个母亲甚至没有一张孩子的照片，她十分希望李月领能帮她画一张孩子的肖像。

陈陈

杭州西湖边，高伟涛和朱健聊着关于“家”的种种猜想。无数父母在寻找着孩子的同时，也有被拐的孩子在寻找着亲生父母，高伟涛和朱健就是其中之一。高伟涛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不确定自己是哪里人，但他六岁时就知道自己不是家里的亲生孩子。他依稀记得自己的亲生父母说四川话，家里还养有几只鸡和鸭，住土坯房，这是他对真正的家唯一的记忆。高伟涛从来到养父母家开始，逮着机会就往村外跑，他想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无数次“逃跑”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换来的是养父一顿顿的暴打。他越发的痛恨养父，痛恨把自己拐卖到这个偏僻农村的人贩。2011年，已经二十多岁的高伟涛彻底从家里逃了出来，他决定开始找家。他参加各地的寻亲活动，站在台上诉说自己的成长经历，展示每一处细微的身体特征。几年时间里，高伟涛一边打工，一边找家，认识了很多寻子的家长，也认识了很多寻家的孩子。每每看到电视节目里亲人重合的场面，他就抑制不住地流眼泪。即便这样，高伟涛也还算是幸运的，他听说一些被拐儿童被卖到了各地成为用于赚钱的乞讨儿童，更惨的则被卖到黑砖窑充当劳工。现在高伟涛在杭州做保安，这份工作是跟他有相同经历的寻家孩子介绍的。休息时，这些举目无亲的孩子就会聚到一起，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说到未来，他们都只有一个想法——回家。

陈陈

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小区里，唐蔚华说到儿子，脸上写满了骄傲。虽然已经寻找了孩子十五年，但唐蔚华依旧坚信儿子终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身边。1999年8月，人贩在上海市虹口区将唐蔚华4岁的儿子王磊拐走，人贩被警方抓获后，却一直不肯交代孩子的下落。人贩在上海被关押的7年里，唐蔚华几乎每个星期都到监狱去探望这个人贩，哀求他说出自己孩子的下落，甚至变卖家产送给这个人贩。常人无法理解她这种行为，她解释说，“除了这样，我还能怎样呢，这是我找回孩子的唯一希望啊！”。这些年唐蔚华在寻找孩子上已经花费了300多万元，原本蒸蒸日上的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朋友曾劝唐蔚华再要一个孩子，但她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爱是不能分享的，如果再要一个孩子，我感觉是对磊磊的背叛，对新生的这个孩子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他”。现在唐蔚华隔三差五就跑去各地参加寻子活动，多一分希望的同时，她也相信自己不断的付出，类似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终会感动老天，让孩子回来的。“我坚信孩子一定能回来，我还保留着他以前所有用过的玩具、穿过的衣服，等他回来我要跟他说上几天几夜，把这些年的故事全部告诉他。告诉他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他，爸爸妈妈一直深深地爱着他”。

陈陈

十年了，陈新红说自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每一天心里都在流血。她在深圳南山区的出租屋内住了整整十年。这个地方曾让她伤心欲绝，长时间内处境艰难。但这里现在是他们寄予希望的地方。2004年2月16日傍晚，两岁半的陈琦正在父母的摊位边玩耍，邻居曾经提醒过她，说这个孩子太漂亮了，小心别被人给抱走了。母亲陈新红做了一单生意转身回来，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发现孩子就这样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她的爱人已经记不清印了多少份寻人启事，到处张贴，担心悬赏不够，自己又用笔一张张在悬赏金额后面加上一个“0”。“只要孩子能找回来，倾家荡产我们都无所谓了，有时候特别希望有人能帮我们一下，但还是只有我们夫妻俩来承受这一切，生活只能更加坚强。现在这里的房租一个月是1200元，我想再等十年，再等十年孩子就22岁了，说不定就能自己找回来了。” 陈新红的心思和另外一些不愿放弃的父母相同，他们总想着，自己留给他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都是孩子丢失时的居住地，留在这个地方，有消息总能第一时间获知，因而不愿意离开。

陈陈

重庆合川，64岁的刘贤志在家中哭泣着呼唤孙子回家，每日以泪洗面。今年4月14日，8岁的刘俊麟在小区里失踪。此前他一直跟着爷爷生活，父母都在省外工作。刘俊麟失踪后，他的父母赶回重庆报案，家人找遍了合川区的大街小巷，但却没有任何消息。在我国，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正成为被拐卖的高危人群。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入托率低、看护不力，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陈陈

罗兴珍今年57岁，1995年在都匀打工时，5岁的儿子胡华北和7岁的女儿胡华兰同时被一个红衣女子带走，从此渺无音讯。18年来，她一直不敢离开这个城市，每天守在汽车站旁的鞋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回来。罗兴珍计划等自己干不动了，就乘着火车边乞讨边找孩子。她的爱人今年59岁，在全国四处打工，每到一个城市，就如大海捞针一般四处寻找孩子，挣够路费，又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寻找。养儿防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一，丢失孩子又缺乏社会保障的家长，老无所依成了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陈陈

罗兴珍今年57岁，1995年在都匀打工时，5岁的儿子胡华北和7岁的女儿胡华兰同时被一个红衣女子带走，从此渺无音讯。18年来，她一直不敢离开这个城市，每天守在汽车站旁的鞋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回来。罗兴珍计划等自己干不动了，就乘着火车边乞讨边找孩子。她的爱人今年59岁，在全国四处打工，每到一个城市，就如大海捞针一般四处寻找孩子，挣够路费，又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寻找。养儿防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一，丢失孩子又缺乏社会保障的家长，老无所依成了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陈陈

田照琴的儿子陈夏昌1999年在贵阳市被拐，时年不足4岁。孩子丢失以后，田照琴的爱人陈辅余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他的寻人启事上除了印着孩子的信息外，还加了一段感慨：“年年无望年年望，处处无寻处处寻”。结识了更多有同样遭遇的家长以后，陈辅余在外不仅寻找自己的孩子，也帮着其他家长寻找孩子线索。很多家长从开始时寻找孩子，慢慢成了防拐打拐志愿者。中国最大的寻人网站“宝贝回家”网的志愿者中，不少就是寻子的家长。

陈陈

6岁的郝博文2009年3月在郑州走失。5年间，父亲郝东峰几乎从不缺席寻子家长们组织的各种寻子活动，他家里的火车票已是厚厚一沓，每次出去，短则四五天，如果跟着寻子车去宣传，一两个月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这几年找孩子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家庭的经济收入只能依靠妻子做的小生意支撑。郝东峰认识很多跟他情况相似的家长，丢失孩子以后，家庭经济日渐困难。花在寻找孩子上的交通费、广告费、复印费都是不小的开支。对于儿童被拐的家庭，我国目前尚无抚恤补助机制，这些家庭多数本身贫困，在孩子丢失之后，更加剧了生活的困难。

陈陈

北京的一间出租屋内，6年前女儿姚丽的失踪将这个家瞬间撕裂，姚丽的母亲经常做同一个梦，梦里丈夫带着女儿出现在她面前，她开心地伸开手想要抱女儿，但一伸手女儿和丈夫就都不见了。这个梦境6年来一直折磨着她，她害怕做这个梦，但又渴望回到梦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感觉到女儿的存在。姚丽的父亲在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寻找了几千公里后，几近崩溃。这对夫妻经常为女儿的事相互指责，吵架甚至打架都经常发生。“女儿是我们的心头肉，她的梦想是以后能成为一名空姐，在她失踪前几天，我还特意请假带她去看了一场空乘的招聘会，女儿开心的手舞足蹈。如果有一天被我抓到拐走孩子的人贩，一定会弄死他，甚至都还不够，千刀万剐也不能解我心头恨”姚丽的父亲说。

陈陈

很多家长责怪自己没看护好孩子，但一些孩子的丢失则实在离奇，甚至让人感觉可怕。2012年1月5号晚上，彩利姣出生仅百余天的女儿袁思涵被人从家中偷走，直到彩利姣晚上醒来准备给女儿喂奶，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她根本就想不到，孩子会在被窝里被人偷走了。31岁的彩利姣因为思念孩子时常精神恍惚，每一次希望带来的打击都让她更加痛苦。今年7月份，有人声称见到了她的女儿，彩利姣和家人赶去，最后也没找到孩子的下落，出发的前一天彩利姣在日记里写下：“涵涵，妈妈终于等到了，明天爸爸妈妈就去找你，希望明天就能够见到你，希望那个孩子就是你，不要再让爸爸妈妈受煎熬了。涵涵，妈妈真的快崩溃了，不要再给妈妈躲猫猫了行吗？涵涵，等着妈妈去接你！明天伯伯、爸爸、妈妈一起去接你！涵涵，妈妈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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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子啊~~

陈陈

1989年3月，6岁的陶泽福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丢失。陶泽福的父母当时在黔西县农场里工作，家里还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是村里最先盖楼的一家人。陶泽福失踪后，他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由于没有及时医治，一条腿瘫了。找了很多年都没有陶泽福消息的父亲，难以承受这个打击，家里墙壁和村里的围墙上，被他写满了各种“咒语”，整个人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陈陈

贵州黔西，57岁的李先群坐在自家的楼道里着洗衣服。1989年她7岁的儿子刘建军丢失。一转眼，已经过去了25年。“如今儿子已经三十出头了，人海茫茫，也不知道他会在哪里，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李先群的话语中充满了悲伤。有一位寻子的家长说：“我有时甚至羡慕那些丧子的家庭，他们第一年很痛苦，第二年很痛苦，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痛苦还会慢慢减轻。但我们呢，因为还留存着一线希望，寻找了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放弃，家不是家，人不像人，留存的一线希望，成了我们最大的绝望”。

陈陈

1989年3月，6岁的陶泽福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丢失。陶泽福的父母当时在黔西县农场里工作，家里还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是村里最先盖楼的一家人。陶泽福失踪后，他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由于没有及时医治，一条腿瘫了。找了很多年都没有陶泽福消息的父亲，难以承受这个打击，家里墙壁和村里的围墙上，被他写满了各种“咒语”，整个人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陈陈

事情的发生不过20分钟。直到现在，陈明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大儿子罗嘉欣。2006年12月20日，在家门口与小伙伴玩耍的罗嘉欣被一个陌生男人抱上了面包车。车驶过附近的敬老院，街角一个卖炸土豆的老奶奶目击了这一切。她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临走时，男人对惊慌哭泣的罗嘉欣说，“走，带你去菜市场找妈妈”。罗嘉欣被拐以后，罗传红、陈明英夫妇又生育了一子。似乎是因为小儿子的诞生，陈明英一家才重获希望。但伤痛留下的疤痕却时刻影响着这家人的生活。被严加看管的小儿子也失去了同龄人自由玩耍的空间。许多孩子丢失的家庭，父母们都选择了再生一个孩子来弥补伤痛。因为有过孩子丢失的经历，家长们要么将孩子送回老家，要么再不敢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陈陈

看跟儿子一起拍的合影，张雪霞年轻又漂亮，而眼前才40多岁的她，显得特别苍老。以前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单位分配的房子，曾经是张雪霞的家，现在却是勾起她痛苦记忆的地方，除了偶尔过来整理一下东西，张雪霞很少再踏进这个家门。1991年，张雪霞3岁的儿子宋彦智在爷爷家门口玩雪时被一个黑衣男子强行抱走。人贩三个月后被警方抓获，但直至被枪毙都没交代宋彦智的具体下落。而后，张雪霞的爱人宋怀南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哪里有线索，就去哪里，一次次希望的鼓励，又一次次失望的打击，致使宋怀南换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这位精疲力竭的父亲在寻找孩子15年后，在2006年大年初三，从家里的阳台跳楼自尽。除了一张写有“我只要我儿宋彦智”几个大字的纸条，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回忆起这些，张雪霞说：“寻子15年，他终于用那种方式解脱了自己”。

陈陈

杨晓青是深圳市的一名的士司机，也是一个苦苦寻找孩子的父亲。悲剧发生在2004年12月19日，杨晓青带着儿子杨小弟在楼下玩，遇见有人招呼他下棋，他让孩子在旁边玩耍，自己下了3盘棋。突然有人说“杨小弟不见了”，他急忙起身去四处寻找，可是已不见了儿子的身影。10年了，对于杨晓青来说，寻找儿子杨小弟的愿望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深圳天冷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我的车上开着空调，车里暖暖的，就忍不住去想着孩子现在穿得怎么样，会不会被冻着”。10年来，他找遍深圳附近的大街小巷，一直坚持做出租车司机，每天将印有儿子信息的卡片放在车上，一有时机就拜托客人帮助打听线索。令他感动的是，这些年来，许多陌生人在听说了他的遭遇后，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的帮助印制“寻子扑克”，有的主动多给小费。但是，杨小弟却一直没有音讯。

陈陈

吴玉龙1993年在四川古蔺县乡石硪街上被抱走拐卖，此后再无音讯。近几年来，吴玉龙的姐姐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搜集着关于弟弟下落的线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一份拐卖儿童案件的材料，其中几张孩子的“价格单”让她触目惊心，这些孩子就像商品一样，写上性别、价格，然后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据另一个寻子家长肖超华的了解，在他丢失孩子的2007年，一个男孩价格为一两万块钱。2009年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后，拐卖难了，价格涨到五六万。现如今，一个小孩甚至可以卖到八至十万块。而且很多被拐孩子在最终到达收养家庭前，还经过了层层转手，通常来说“长得越好看的，越贵；年纪越小的，越好卖，最好几个月大，一岁多点，刚刚断奶的”。

陈陈

肖超华疲惫又失落的躺在家里的床上，这是春节后他第一次回家，跟妻子短暂团聚后，他很快又要出发去寻找孩子。2007年2月14日晚上，肖超华5岁的儿子肖晓松在自家的服装店门前丢失。这些年来，肖超华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市。2010年，肖超华和几个家长商量，找孩子的交通费用太大，不如凑钱买辆车，这样找起孩子来花费也会少一些。于是，4个孩子家长合伙买了一辆面包车，继续着寻子之路。2012年，这4个家长得知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后，把寻子车开到了北京宋庄，找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然后一起建立了公益组织——“寻子之家”。如今，“寻子之家”为这些家长们提供了一辆依维柯作为寻子车，车上放了很多关于防拐、打拐的展板，这些家长们在出去寻找孩子的同时，也能在各地进行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