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三种错误认知
种种迹象表明,中美经贸摩擦中,美方随心所欲发动主动攻击的阶段正在过去;伴随着关税压力传导机制的梯次生效,中美经贸摩擦进入“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相持阶段,已经是比较明显的大概率事件了。在此阶段,坚定的意志,一致的认识,对道路曲折的充分思想准备,对光明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斗争需要承受代价的充分心理准备,是影响态势发展的关键因素。熟悉中国历史的人们不会忘记,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方策略的调整,就是大幅度加强了政治诱降,以谋求从内部瓦解中方的抵抗。历史有时也表现出了某种惊人的相似。当美方的极限施压没有取得其期待的效果,当中方展现出具备有效回应的能力时,一些可能产生危险后果的错误认知在 网络上悄然浮现:
第一,美国势力大,中国必败,晚认输不如早认输。这种论调在2018年就有浮现,其大致的观点是,中国对美国出口超过50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出口刚过1000亿美元,大家对等加税,中国的筹码远小于美国;高新技术领域,美国掌握核心技术,中国受制于人;中国打不过,打不起,承认这一点虽然是羞辱,“但是没有办法”。特别值得 关注的是,相关讲话还在叙述了中国的劣势之后,告诉主要是青年大学生,这事儿跟你们没啥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需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了。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主张和日本媾和的人,放在第一位的理由就是“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仔细想想,不能不令人心生感慨。
第二,在贸易战中输给美国有利于推进中国内部的良性变革。这种论调偏好的良性变革,就是中国应该复制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80-90年代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全面自废武功的做法,希望美方能够通过极限施压,摧毁中国的国有经济体系,摧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从而实现其长期以来的某种理想和目标。个别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特殊情感偏好的人也持这种观点,并尝试从最善意的角度去解释2018年5月《华尔街日报》披露的美方底线要价,认为美方的要价在逻辑上是严谨的,在目标上是合理的,在道义上是正确的。用建构主义的视角看,持这类言论以及同意这类言论的行为体,其政治认同对当前的中国具有较为显著的负面认知,对当前的美国则具有较为显著的正面认知,相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斯蒂夫·班农的看法中找到影子。
第三,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必须由认同美方标准的“专业人员”来解决,普通中国人不应该过度关注这个问题。持这一观点的行为体,其基本前提假设是“爱国是需要资格的”,且“这个国家轮不到普通大众来爱”,因此只有符合自由主义价值观、先天认同美国超过认同中国的专业精英,才有资格关注和讨论中美经贸摩擦问题,才有资格提交相关的方案。
这些观点的形成不是一夜之间的。从国际层面来看,这是20世纪40年代至今,美国在冷战以及冷战后的时间里,长期推动美式价值观和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的结果,是美国软实力对部分中国人群产生深刻作用的外部反应。从中国自身层面来看,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过程中产生的冲击和碰撞,让部分人产生了迷茫乃至错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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