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文明者的通行证，野蛮是野蛮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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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物来说，任何物种想要生存和繁衍下去，必须得依靠群体。通常，要让一种动物，可以可持续的繁衍下去，从生物学上来说，该物种的数量，在一个族群中，最少不能低于300左右。否则就很容易造成濒危与灭绝。


对于除人类之外的其他动物来说，他们良好的群居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和天性。对于它们来说，如何有效的群居，从来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制约因素

群居？有多少看到别人有困难主动伸出援手的？比如雷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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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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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文明也就这个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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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如何解决群居问题，却困扰了人类上万年。解决这个问题是如此之艰难，以至于让人感到绝望。人类是所有动物中，在群居问题上最低能的一种，也是唯一被群居问题困扰并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动物。关于怎么解决人类大规模群居问题的学问，则被人类称之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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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政治”这个词的时候，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对于如何群居才好，存在着本质主义的，普适主义的，全体人类所共同遵循并适用的通行“政治”理念。然而这样的臆想，并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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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情况是，不同的文化，就会出现不同的政治体制。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世界上也只有两种文化，一种是中国所具有的华夏文化，一种是外国所具有的蛮夷文化。


有了什么样的文化，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华夏的政治观，和蛮夷们的政治观是全然迥异的两套体制。这两套政治范式间的差异，比地球人和火星人的区别还大。所以，认为人类存在着一种普适主义的政治体制，是肤浅的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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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都是指天下万物顺应天道才是最高的秩序。不拔，不脱，就是止于天，止于天，就是正。正了才能定，定了才能安，安了才能久。安以久，则是天下太平。天下万物，止于一，统于一，定于一，此谓太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中，大一统思想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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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政，我们再来说下治。治，从水从台。台的古义，从之从至。之的意思是草木益大，引申为万物滋长。至，从字形上看，有说是天上飞鸟坠地，也有说是箭射入地。这些说法，都有牵强附会之嫌。至的真正意义，应该是变化到了极点。之讲的是万物之出，至讲的是万物之达。


治，辅万物之成，纠万物之偏，勘万物之乱。政侧重的是整体，宏观的天下归一。治，侧重讲的是具体怎么让万物归正，重获天道秩序。天道秩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自然又是什么意思呢，自然就是你本来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怎样的意思。保持纯洁，保持天性，纯一而不杂，这就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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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然的话呢，就是病了。老子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可见，要做到纯一而不杂，自然澄澈而通天，登天以定万物，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华夏天道文明中，政治的最高理想和境界，也叫至治之极，天下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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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华夏的政治观，接下来说蛮夷们的政治观。蛮夷们因为没有天的思想，也就不会有天道的思想。所以，他们的文明共同的特征是，缺乏一个最终的锚和判准。在华夏的天道文化中，好的政治，就是符合天道，就是正。不好的政治，就是背离天道，就是邪。


华夏文化中，政治的最高目的，是守一复正，政治的根最终是维系于天道。蛮夷文化，却并非如此，他们的用来指政治一词的词语是politics。politics的词根是politic，politic的含义是指“精明的”。蛮夷的政治，说到头，就是各种精明的算计。所以，严格的说，西方人用来指政治的那个概念，翻译成中国的“政治”一词，是不准确的，翻译成“揪头发”挺好。


蛮夷文化因为没有天道作为锚定，他们的政治，最终只能锚定在一些巫妖之人的破嘴上。他们认为，好的政治，就是看是不是符合先知和妖酋们的戒律和法约。而这些先知和妖酋们所说的话，其实都是拍脑门想出来的，这样的话，蛮夷们的政治，就是要以妖妄为天，以人的破嘴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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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撕烂了妖酋们的破嘴之后，等于西方政治的以前的锚就失去了，天主教的妖酋退位。资本家开始上台，金钱就变成了新的锚。揪头发大战升级，升级到最后，被极富天才的思想家马克思一语道破给神总结了，政治就是所有揪头发的总和。


要论及揪头发这件事，无论拿破仑，卢梭，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无法和柏拉图相提并论。人类一切关于揪头发理论的思想，在《理想国》一书面前，都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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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柏拉图这个人，很多事情探究起来灰觉得特别有趣。首先，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其次，署名为柏拉图的著作，也是近代西方人托名的伪作。第三，这个人的书，在向老太太的裹脚布致敬这件事上，登峰造极。


启蒙运动之后，西方人兴起了大规模的译经运动，很多书，都是从阿拉伯人那里翻译过来的。但是译经这件事，里面的黑箱操作就说不清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荷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这些人的书没有一本有希腊文的出土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