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永红请辞济宁市长消息传出后，瞬间引爆网络，随之带来了官场和民间的双重震惊，成为近几天全国舆论关注的一大重点，各种解读也纷至沓来。
面对各种传言、各种猜测、各种解读，出身农家、性格内向的梅永红除了对同学“现在不便多言”的短信之外，几乎再无任何回应。
今天中午，山东政库（微信号：shandongzhengku）从接近梅永红的人士处独家获悉，梅永红近日在个人私密社交工具赋诗一首，阐述了自己辞职前后的心路历程，其中也回应了辞职的真正原因：自家老少的福祉，还得咱们自己奋斗。
今天，独家刊出梅永红题为《悄悄地我辞职》的诗作，算是对一直关注、支持的各位粉丝的一个小福利。也希望各位网民朋友，不要再对此事作过度的，甚至不怀好意的揣测与解读！
[size=1em]悄悄地我辞职
原本，我想悄悄地走， 我抱一抱拳头， 作别济宁的朋友。
那办公的大楼， 只是征途上的隘口； 曾经听命的人们， 更像是提线的木偶。
那寒碜的工资单， 仅有三蛋拖在“7”后； 哥们儿相继地离去， 便是提前的剧透。
曾经喊过的口号， 是台词，不是紧箍咒。 自家老少的福祉， 还得咱们自己奋斗。
咬牙，递一纸辞呈， 去多金的市场遛遛； 放飞掘金的梦想， 让梦想在云端里悠游。
我本不愿张扬， 张扬是自黑的节奏； 但网民很喧嚣， 喧嚣是泛滥的粗口。
悄悄地我辞职， 现在，我得快快地走， 我掸一掸尘土， 把一切纷扰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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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永红请辞济宁市长消息传出后，众多媒体引用了《南方都市报》今年两会期间对其的采访报道，其中有些引用罔顾上下文的语境，单单挑出了某一句话，容易给读者造成误解。
今天，全文转发《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原汁原味展现梅永红当时的思想与言论。
语录[size=0.65em]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size=3em]“[size=1em]
“我们在行使权力时，受到约束是不是太少了？”前日，在山东团分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市长梅永红抛出了这个疑问。
梅永红说，中组部曾来济宁调研干部制度，他向来调研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凭什么这么相信我？”他认为，人是感情动物，是有私欲的，把人放到一个位置上，赋予他一个无边的权力，实际上是把他放在悬崖边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他呼吁国家要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如果不能把这道‘栅栏’扎紧，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更大的案子。”
这番言论，使得同组的赵冬苓代表不禁为他点赞：“作为一个市长，能这样说，说得真好。”
梅永红1987年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国家部委工作，直到2010年10月调到济宁市主政，在地方工作的4年间，也让他对基层政府治理有了新的体会。前日他就依法行政、公车改革、“四风”建设等问题向南都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谈机关负责人出庭相信地方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
南都：昨天你谈到了依法行政的问题，新行政诉讼法5月1日起实施，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你觉得通过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能促使政府去敬畏法律吗？
梅：这个作用会非常明显，我也相信地方行政主官有这份底气和自觉去面对法律的裁决。
现在政府面对着大量的行政诉讼案件，我跟法制办说以后有告市政府的，就安排我出庭吧。
为什么我想去出庭？一方面可以强化我自己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对济宁市各级政府有个昭示，我们一定要依法行事。如果违反了法律，你也一样要成为被告，甚至要受到法律的裁决。
南都：那你后来出庭了吗？
梅：后来他们怕社会上过多解读，最后通过政府的法制办来解决了。
政府官员走上法庭，成了被告，似乎成了不光彩的事情，另外舆论可能会认为你在“出风头”。
我认为将来社会舆论也要营造一种宽容的氛围，要多鼓励政府官员能够来面对法律，走上法庭，让它成为常态。
谈“公务员离职”公务员已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
南都：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公务员离职”，包括走上领导岗位的人也离开公职，你怎么看？
梅：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使得许多人把“做官”作为最大的目标。
现在这点正在发生改变，公务员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职业化的岗位了，而不是把公务员就理解为“官”了。
这就是一份职业，最后如果有更好的职业追求，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个人抱负和理想，就可以另谋他职。
我有很多朋友离开了公务员岗位，下海的，回学校做研究的，甚至有的到了司局级都不做了。
谈基层干部 县委书记月入3000，还不如工厂打工的
南都：2010年，你从科技部调到济宁市工作，谈到基层的工作，你在昨天的发言中，用到了“呕心沥血”四个字，在基层的工作难吗？
梅：我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早上8点出家门，很少在晚上8点前能进家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是常态，而且几乎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
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 D P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基层政府官员每天要面临很多复杂的问题，没几个人不是焦头烂额的。当然做公务员的特殊性，就在于讲奉献、讲牺牲，他们如果违背了法律、良知了，也理应受到惩罚。
对基层政府官员进行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对的，但不能过分的苛责，甚至动则谩骂，应该更加理性对待他们。
南都：很多官员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是不是跟收入不高有关系？
梅：我倒不这么认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有它合理性，毕竟老百姓收入并不高，作为公职人员，和老百姓收入差距大了也不行。
习总书记也说了，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
你对这个收入不满意，可以去做别的选择。绝不能把工资偏低作为腐败行为的借口。不然怎么解释有的官员贪了几千万还在贪？ 谈“四风”有时我骑个自行车就去调研了
南都：太忙了，是否跟会议太多也有关系？
梅：以前确实这个问题突出，近几年有很大改变，现在能不开的会尽量不开，能开短的会议不去开长会，能合并的会就不分别开，能通过视频开的就不用都拉过来开。
现在法治还不健全，通过开会去动员、部署还是有现实意义，不能简单来否定开会。
当然，会多了，把开会当作推进工作的唯一的方式，这个就是形式主义，我们要加以摒弃。
南都：确实感觉到十八大以后，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转变了许多。
梅：以前我们到县里去调研，县主要领导都在进他们县的路口等着，现在都是直接到现场，大不了你不了解情况不熟悉地形，县里面派辆车帮你引下路。陪同人员都在现场等着，而且每次都要限制陪同人数。
南都：那你去调研是怎样的？
梅：有些调研，我明确不要下面的县长、局长参加，经常一辆车就下去。有时去一些社区，我骑个自行车或者走路就去了，有时还开自己的私家车去。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我，全国都是这样，这今后也是一种常态。
南都：不怕上访的人围住你？
梅：怕什么？平时我也经常去信访大厅去接访，这个社会总体稳定、安全，很多市民都认识我，我去调研时，他们还热情地跟我打个招呼。
谈公车改革取消官员“特权意识”意义更重要
南都：你说你有时开私家车去调研，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该用公车，什么时候该用私车？
梅：过去我在部委工作的时候就没有公车，经常是“私车公用”，上下班自己的车，去办事也开着自己的车。
现在到地方去，我感觉，如果真是用公车去办公事，没什么不合理。问题在于，很多人不该配车的配车了，而且还开着公车去做私事，去旅游去接送家人。
这无论从道理和法理上都是不应该的。
现在中央到地方全面推开公车改革，今后公车取消了，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行政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很多社会问题，公车在老百姓眼中就是一种“特权”。
公车取消后，可以让大家都意识到，我们作为官员本来就是和百姓平等的，而不是说走到什么样的职位上就应当享受怎么样的特权。
谈地方立法权经常发现法律不具体、难执行
南都：这次全国人代会会正在审议立法法修正案，一旦通过，今后设区的市都将获得立法权。济宁是否也在积极争取？
梅：当然在积极争取，济宁是煤炭资源型城市，面对煤炭价格下跌、土地塌陷、农民失地、生态破坏一系列问题，我们对其进行解决的时候，经常发现相关法律条文不具体，都是原则性的，很难执行，怎么执行都是合理的，这让人觉得困扰。
当然，我们国家那么大，从国家层面制定的法律不可能具体照顾到每个地方的实际。
我们有了地方立法权，就可以针对当地重大的、关乎民生、关乎重大社会长远发展的领域进行立法，像对煤炭塌陷区的治理，这就亟待通过立法来解决。
济宁年产煤炭1亿吨，每年造成3万到4万亩的塌陷地，现在总共60万亩塌陷地，造成很多农民失地。
作为政府、企业到底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现在对这方面的法律条文是很粗线条的。 3
关于梅永红，或许你感兴趣的几件事。
一 梅永红的朋友圈转载过一篇文章《永远保持随时可以离开的能力》。文章中提到了公务员的生存状态，大意是公务员抱怨的多，辞职的少，因为在体制内“舒服”了太久，旱涝保收，失去了随时离开的能力，“其实如果你始终保持这种能随时离开，并且离开之后能过得比现在更好的能力，也就给了你一种无欲则刚的底气”。
二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是在做事业，是有理想的，能够表现独到的视野，比常人更多一份执着，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这是梅永红在济宁任职期间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从那时起，他已经为自己埋下离开的伏笔。
三 梅永红母校华中农业大学一名干部谈起梅永红时说：“他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有时候回华农，都不直接找学校，叫上好朋友随便找个小餐馆吃饭。如果我提前知道，肯定会按规格接待，但他就是不想麻烦学校。”
四 梅永红大学时同寝室的舍友王洋，梅永红曾亲口告诉过自己，在济宁的这五年，他从来不允许任何官员到家里拜访，礼品一概不收，这是他给自己定的铁律。
五 在大学同学王洋的印象中，老同学梅永红是他“见过的最不像领导的领导”，从不讲究穿着，“去年国庆节回黄梅老家时，他拎着几个包裹，一个人坐火车到了武汉，秘书和司机都没跟着，到站才给朋友打电话，让朋友把自己送回了家”。
六 梅永红家中还有老母和弟弟，住在老小区里，梅的弟弟在黄梅打工，弟媳一人在家照顾母亲。梅每次回家总少不了给母亲买补品。
七 1983年9月，梅永红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农学专业，每个月24.5元的生活费，家境好的学生还可以从家里得到帮助，但对于梅永红而言，从家里拿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冬天的武汉阴冷潮湿，梅永红是衬衫套着衬衫，套了好几层，他没有毛衣。
八 梅永红大学期间担任学校《华农青年》的主编，文笔颇受学生喜欢。据《齐鲁晚报》报道，熟悉梅永红的人士回忆，梅永红属于学者型官员，讲话时经常脱稿，就某一个领域展开陈述，技术和人才是他经常被提到的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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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10 12:49:32
狗仔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