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曹县的除夕最像除夕,只是,老家人不咋说“除夕”这个词,管春节叫“年下”,过年期间就是“大年下的”,除夕,就叫“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相比,儿时更盼着大年三十。因为相对来说,正月初一有些过于郑重,凌晨四五点钟,就要从好不容易才暖热的被窝里钻出来,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下饺子。初一早晨只能吃素馅饺子,只为新的一年图个“素净”,并且,这一天小孩不能乱说话,万一说了不吉祥的话,撞了“谐音梗”,会被大人责怪,挨顿揍也有可能。大年三十就轻松多了。上午,家里的大人开始包饺子,肉馅,咬一口流汤冒油,中午吃之前,先贴春联。春联用的糨糊自己熬,这边用面粉和水熬着,那边用戗子把去年掉了色的春联刮下来,然后找个刷子,在同样的位置刷糨糊,比量着把春联贴好。按老家的规矩,不管在外面欠了多少钱,只要贴了春联,债主就不能在过年这段时间再登门。所以,也有提前一两天就贴春联的,他们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但不好意思明说,贴春联时遇上邻居,便笑着解释几句:“早贴早心净!”除了贴春联,院门两边还要挂上两把柏树枝,最初是为了给门神烧香,因为柏树枝水分重,不易燃烧,插香比较安全。另外,柏树枝也有特殊香味,能驱赶蚊虫,又被赋予了驱邪避凶,保家宅平安的寓意。再加上柏树寿命长,树枝四季常绿,也算是对健康长寿的祝福。芝麻秆在这一天也被派上了特殊用场,尤其是在农村,天黑前,家家都会把芝麻秆撒满院子,称之为“撒岁”,孩子们在上面踩得咔嚓响,意味着“碎碎(岁岁)”平安,芝麻开花节节高。还有一个传说,大概意思是姜子牙的老婆是铁扫帚星,为防止她到家里来,就用芝麻秆来布阵,只要她落下来,芝麻秆就会扎她的脚,然后她只能再飞出去。这个故事很有画面感,想到姜子牙的老婆像超级马里奥那样蹦蹦跳跳的样子,嘴里或许还骂着街,就觉得做神仙也得做个好神仙,要不然太狼狈了。
有的神仙则深受欢迎,比如灶王爷,小年上天汇报工作,大年三十就要回来,财神爷更是被待见,为了迎接他们,很多村都夜不闭户,只在临睡前,门里要横一根木棍,说是能挡住家里的钱不往外流。所以,芝麻秆还有一个实用功能,就防贼,如果有小偷进来,芝麻秆也能相当于报警器。
晚上的年夜饭自然不用多说,按照老传统,吃之前先烧香,尤其在农村,不光在祖先灵位和诸神前烧香,还要在门、磨、碾、磙、井、粮囤、粪堆上各插一根香,烧了全香,才能开始吃。不过,城里要简单许多,主要功夫还是放在年夜饭上,每一家都是最好吃的饭菜:牛羊肉,蒸碗,再炒些冬天不容易吃到的青菜。我们家每年都会炒“皮杂”,那是一道县城特色菜,做法是将提前泡好的花生米去了内皮,再把泡软的绿豆粉皮切成丝,和肉丝、葱姜丝一起在锅里炒熟,这道菜的关键在于一定要用香油炒,才能出味。另外,这道菜又名“经叨”,就是经得住筷子夹(叨),过去 生活条件差,大块的肉、鱼上来,一桌人夹几筷子就没有了,而花生米、肉末每次只能夹一点,味道又精致耐品,尤其下酒。
对孩子们来说,大年三十还有一件事尤其令他们兴奋,就是压岁钱。老家方言称“带岁钱”,或“压腰钱”,意思就是这天晚上,兜里必须要有钱,压在腰上,带着辞旧岁。我记忆中,小时候的压岁钱是从几毛钱开始的,渐渐变成几块钱:一块钱的是红彤彤的“女拖拉机手”;两块钱的是深绿色的“车床工人”;五块钱的是黄褐色的“炼钢工人”;再后来,就是十块钱的“大团结”;再到十块钱的“陕北农民”,再后来,就没有人给我压岁钱了,等到我给别人发压岁钱时,都是红艳艳的“毛爷爷”了。压岁钱多少,每家都不一样。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邻居家三个孩子身上,他们虽住在城里,但父母是农民,除了种地,平日还干些装卸、搬砖的零活,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住的土坯房阴冷潮湿,平日连门都不锁,常年有一股霉味。我和这三个孩子玩得很好,记得老大爱读书,听收音机里的评书;老二是个女孩,兜里永远装着一条手绢,不是用来擦手,而是赶上周围有人结婚,孩子们都去抢喜糖,她抢来的喜糖不舍得吃,小心翼翼包在手绢里;老三最调皮,鼻子下面经常挂着两串鼻涕,忽长忽短,跟在哥哥姐姐后面捣蛋。有一年大年三十,我们在胡同里放着炮仗,天都黑了,他们父母还没回来,兄妹仨有些着急,又过了一会儿,远远看到他们父亲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过来,车后座上绑着干零活的工具,脸色通红,我跟着他们回到家,他们的父亲满身酒气,衣服上都是泥点子,严肃地对三个孩子说:“你们都跪下,给我磕个头。”然后,从兜里取出一张五毛的,给了老大;又掏出一张两毛的,给了老二;最后掏出一张一毛的,给了老三。说实话,那时大人给我的压岁钱已经至少一两块了,但我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涌出一种感动。兄妹仨从地上起来,拍拍头上的灰,身上的土,脸上露出的喜悦仿佛发出光来,照亮了昏暗的房间,照亮了一个温暖的大年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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